6月22日晚上9点半,来自崇州农村的复读生杨媛,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分数结果公布,杨媛考了454分,比三本线还差6分,她选择了自杀人常说,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这是最美好的人生历程。但对杨媛来说,如此诗意地生与死显得过于奢侈与残酷:她是养女,家庭贫困,命运被高考两度捆绑,并两度失败。最终,第二次落榜,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年轻的生命,脆弱的心灵,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对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孩子而言,高考制度纵有千般恶,它还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上大学可能是他们唯一可资利用的上升资源。就像笔者,一个同样来自沂蒙山区的“农二代”,家境甚至比杨媛贫寒得多。笔者从小便意识到,只有高考,才能让我走出大山,摆脱世代为农的命运。于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便成了中小学时代的主旋律——你别无选择。
过来人都知道,在备战高考的压抑氛围下,每个备考生的精神都高度紧张。“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之类的“励志”口号,虽说雷人,又何尝不是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备考生之心声?尤其是对杨媛这样的复读生,“没有青春再来一年,已经无路可退了”。这是他们实现逆袭的最后机会,怎能不战战兢兢?
高考之后,便是漫长等待。等待也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考生会幻想自己鱼跃龙门,踏进名校;也会从噩梦中惊醒,梦到自己名落孙山。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中等来自己的成绩。比如杨媛,打工期间,本来挺懂事儿挺热情的,但到了临近出成绩的那几天,却“突然变得不热情了,不主动跟客人打招呼,也不再和厨房的师傅说笑”。显然,那时候杨媛备受煎熬。她内心是忐忑的,甚至带着点恐惧。她怕自己考不好。
她果然没考好。454分,对一个梦想着“要凭自己能力考出去”有志青年来说,无疑是场灾难。当希望换来失望,当梦想化为泡影,这对杨媛而言注定是个不能承受之重。笔者感同身受。只不过,杨媛以自杀的方式来祭告失败的高考,的确是有点极端了。
感慨落榜复读生之死,我们更要质问教育制度。为何杨媛“不甘心上专科”?杨媛“考出去”无非是想找个好工作,有个高收入。但现实是,在劳动市场中,专科生往往囿于学历因素,而被招聘单位拒之于千里之外。但学历本不该成为专科生、技校生的原罪。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六章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两年过去,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增强了多少?为何没能“吸引”杨媛?这恐怕很值得反思。
杨媛之死,除了个体的无力之外,主要还是制度的不堪。有人寒窗苦读星夜赶考,却铩羽而归、无功而返;有人荒废时光吊儿郎当,却享尽加分润泽、“空降”名校。这样的教育机制,很难说是健康的。健康的教育机制,必须给所有人公平发展的机会,要尽量避免杨媛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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