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江苏各地陆续推出高考改革措施,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所谓专家在批判同时也纷纷支招:重要的是录取,学习美国给学校放权,自主招生,多元录取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相关文件中对高考改革思路早有规划已经有描述,即考录分离:在考试上,考试社会化,一年多次考;在录取上,多元录取,同时要兼顾公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总是很难的,尤其是录取制度,即按什么尺子录取学生。这类批判与支招的人中,最有市场的就是学习美国,不唯分数,多元录取。对此,我不敢苟同。
先不说美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多元,还是分数第一,分数是基础。关键是这种录取改革思路的前提,就是那些尺子,或者说,那些“元”必须是真实的。
现在的中国能做到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更是无情地否定了。
从原则上讲,我们的高考从来就不是“唯分数”录取的,很早就有多元录取的实践。1983年起,我国为弥补只看文化课分数录取的不足,就推出了保送生制度,后来不断丰富,陆续推出各种加分政策。比如上世纪80年代,省级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均可以获得加分,其本质就是走多元录取之路,只不过为配合我们的录取方式,把这些“元”——分数之外的东西以一定量化的分数,加权到文化课分数中,以调整修正唯分数录取不合理不科学的一面。
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保送生制度、各种特长加分政策,因为权钱交易和人情交易,出现了太多作假问题,社会舆论一片喊打声,纷纷要求取消。教育部也因此曾短暂取消保送生制度。
比如当初省级三好学生有保送资格,于是一些省市省级三好学生泛滥。大学录取中不得不规定省级三好学生的比例,只要那些在省级三好学生中位列前3%的优秀省级三好学生。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换算为加分,于是很多假的少数民族学生就会出现。在重庆,当年高考状元被证实少数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录取资格。在西部某省,竟然出现90%以上的加分是因为少数民族。显然,各级民委出了问题。同样,二级运动员可以获得加分,于是各级体育部门在二级运动员的审核上就出现普遍性的舞弊,冒出了很多“伪”二级运动员。
忍无可忍之下,2013年清华大学公开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级运动员加分我们不予考虑,请填报志愿时谨慎考虑。当媒体批判清华大学歧视四川考生时,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理直气壮地公开回应: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四川考生在我们这里检测过关的。清华大学的回应让媒体与社会舆论尴尬收场。
这些年高考录取改革中,取消或减少保送生,减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绝大多数共识的措施与方向,为什么?
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就是这样,我们不仅仅是缺乏诚信问题,而是缺乏诚信文化问题,而是作假成本太低的问题。作假、舞弊泛滥,这和目前网络大V造谣本质是一样的。
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国缺乏诚信文化的挑战。假材料、假成绩单,让美国大学头疼不已,“中国式难题”成了美国大学录取中的一道难题,甚至业界流传一本如何识别中国学生作假的“红宝书”。去年,美国一所高校的一个负责人因涉及中国学生作假,在办公室自缢身亡。今年年中,新西兰也查实299名中国学生在申请学校时作假。
试想,如果我们真的大规模推广美国模式,强调多元,强调看推荐信,看其他佐证其能力的材料,结果会是什么?一定会重蹈加分与保送生的覆辙。很多人的成绩单都非常漂亮,每一个的材料都是光鲜的,获奖证书无数,推荐信充满溢美之词,让学校无从辨别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的能力的,大多会是非工薪阶层,是钱权交易。高考改革的基石,公平就被彻底摧毁。
目前的高考录取政策有其不足,比如衡量的科学性,地域的公平性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应该去改革,但高考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文化,立足于公平。否则,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也更具破坏性。
更重要的是,许多理论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响力,危害就更为巨大。因此,那些有所谓社会影响力的专家,更需要谨言,不能只是为搏名而去骂:你是专家,更需要负责,而不能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否则,与蛊惑造谣的本质区别并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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