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艺女青年做了城管

那年8月，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我，考上了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办的公务员。在一些同学眼里，我是地地道道的文艺女青年。一开始，对自己成为街道办城管执法队队员这事，我内心是抗拒的。

说起来，我对城管并不了解，但绝不陌生。在一个人人皆是麦克风的时代，与城管相关的冲突一次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由城管引发的言论之争也从未停止：批评或同情，嘲讽或理解，莫衷一是。

入职一旬便赶上了9月创文，我的工作是与同组另两位同事一起，一趟趟步行穿越辖区的大小马路，亚热带溽热无处不在，在炽烈的日光与飞扬的尘埃中，汗流浃背的自己初体验到了辛苦二字，也发现许多人对城管就是赶走鬼、管六乱的理解原来何其偏颇。

事实上，城管街头官吏性质，与日益广泛的执法权（管天管地管空气并非全是戏言），决定了工作内容具体而庞杂，几乎每天要处理各种看似微不足道，但密切关系群众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

老旧小区下水管道系统老化，逢暴雨地面便污水泛滥；楼上楼下不和，互相投诉防盗网加装；小区物管公司占用停车场出租作仓库存放布匹，引发居民集体不满；住宅楼底层商户在二楼露台安放空调主机，噪音影响楼上住户；小区顶层住户在楼顶搭建私家花园；城中村每天数宗的村屋加建投诉都是执法队的工作，唇焦舌敝，马不停息。

九曲回肠的城中村

清拆乱搭建的废墟瓦砾

平坦开阔的主干道，高楼广厦的外墙，三教九流的城中村，尘土飞扬、电焊火花飞溅的拆除违法建设现场，以及许多不为行人流连驻足的角落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凹凸不平的施工场地，清拆乱搭建的废墟瓦砾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而我自己也有意外收获，由于经常一天之内要在康乐村七八层的村屋上下楼梯七八趟，身材越来越苗条。

工作中的面孔

在工作中，由于部分执法人员处理问题的方式比较僵化、数量庞大的协管员队伍增加了管理难度、群众在私利面前对执法工作拒绝理解、大众的刻板印象与媒体放大政府执法错误等因素，令许多人将一腔愤怒的污水都泼向城管。

工作那几年，我经历过太多吵闹推搡的粗鲁场面，见过愤怒的男人、哭天抢地的女人和声泪俱下的老者，也在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废墟前，看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对峙。

1城管=公务员+协管队员？

广州，每个街道办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只有15个左右具有广东省行政执法权的公务员编制。以前多由军转干部组成，近年来也通过市公务员考试招录应届毕业生，队伍中渐渐多了年轻面孔，也不乏硕士毕业生。这些城管公务员接受街道办与广州市城管委、市、区城管局的双重管理，像我报考时只填写了街道办，入职后则按需要被安排至执法队，同时也要通过市城管局的执法培训，方具备行政执法权。

除了公务员，每个街道办还会根据辖区工作量，招聘三五十位协管队员，配合街道办事处执法队城管科环保科环监所等部门工作。凤阳街协管人数便达六七十位，他们年龄从二十多到四五十不等，文化程度偏低，除了少数富裕起来的城中村民二三代，大部分协管队员靠着只有公务员五分之一左右的工资养家。他们承担者大量琐碎繁重的街头工作、节假日加班，着实辛苦。

2投诉者：保证你明天见报

第一次被投诉人责难，是在海珠区执法局值通宵夜班接线。凌晨3点多一名男子打电话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呵斥：我要投诉珠江帝景外夜间施工。你以为住珠江帝景就是有钱佬么？我作业也很辛苦的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给我解决问题？我什么时候能睡觉？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把电话录音，交给记者，记者现在就来了，我保证你明天见报他情绪歇斯底里，几乎不容我告知他夜巡队员马上便赶去现场。那一次感到很委屈，只能劝自己保持平静：群众有权利质疑并表达不满，而我们务必始终保持克制忍耐的良好态度沟通事况。

3抗法者：充分认定正义与己同在

他们，或贫或富，或寡或众，或农或贾，以各种形式对抗行政执法。无论观念来自现代人权思想或者传统道德伦理，自觉或无意识地，他们都充分认定正义与己同在，甚至怀着将个人事件推向群体性事件的决绝。很多时候，比起法律正义，他们更执着于自己十几平米或千百平米之违法建设的获利。

典型一幕是：依法拆除城中村一处未经重建审批的村民自住房擅自加建时，屋主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出动阻拦，耄耋老人坐在轮椅里，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堵住巷口。

有一次，一位屋主还请来一位记者在现场鞍前马后，双方移至中队办公室协调时亦追随。年轻的记者胸前挂一张GDTV的记者证，举着相机对着工作中的执法人员任意按下快门。而屋主仰踞沙发，不时拿过坐在扶手上的记者手中的相机查看。他脖子间围着色彩斑斓的玛瑙项链，说话时竖起金光闪闪的右手中指，势不可挡。

我入职前也在广州电视台民生节目实习，深以为媒体监督行政执法有助保障公平正义。但如果滥用话语权助长违建当事人的气焰，只显示出二者法律意识都极度缺失，令人遗憾。

4拆迁队工人：他们不属于这个城市

两年见过许多拆迁队工人。他们住在城市不同区域却同样逼仄的板房或村屋，大暑天也没有空调，晨夕两次提着各色塑料桶到工地的水龙头前面排队洗漱。

忙碌时节，我们城管与拆迁队工人几乎每天一道工作。和年底新闻中讨薪的工人相比，他们算是幸运儿。雇佣他们的包工头与政府签订协议，为政府拆违工程打工，几乎天天有活干，收入也有保障：半天50元，一天100元，焊工更高一些。老板包住，这样的收入在老家是高收入了。他们大多把老婆接来广州，洗衣煮饭陪伴，小孩留在村里上学，成了留守儿童。

每一天，他们或骑单车，或坐在，确切地说是拥挤着站、或者蹲坐在执法车的后斗，前往各处违法建设现场。最常做的工作有打楼板、砸墙、剪钢筋等，大都是力气活。他们不怎么习惯戴安全帽，说广州太热了。

很多次，我坐在楼道里看着他们干活，墙壁倒下尘土弥漫之际我捂上口鼻闪到远处，他们依然在尘埃阵中持续地呼吸，安之若素。干活中间，工头常安排人去买水，他们总是喝最便宜的大瓶大峡谷，却给我们递过来怡宝，或者王老吉。我们一再拒绝，他们却总改不了客气。有一次，一瓶没来得及喝的康师傅绿茶放在地上，被掉下的电焊火花烧了一个口子，收工时，只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捡起它，擦都没有细擦，仰起脖子就着变形的焦黑缺口，把剩下的饮料喝得一滴不剩。那一幕令人心酸。他耷拉着一件没有纽扣的牛仔外套，和腿上的粗布裤子一样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干枯的手指和脚趾头边老茧脱落，四周全是白色的陈皮。他的同伴们都和他一样，皮肤晒得黝黑，额头上过早地爬上了一条条沟壑般的皱纹。

有几次，也来过几个90后模样的年轻男孩，面孔青涩，发式烫染摩登，穿迷彩服干活，操纵工具时担心破坏发型。我看见他们，想起我与他们同龄的弟弟，把凉茶给他们消暑，都羞涩地摇头，我只好悄悄放进他们装工具的口袋。后来就没有再见过，他们已经分散在大大小小的酒肆、发廊或者洗车店了吧。

很多时候，我不与他们多谈，我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不经意的言语会冒犯他们的尊严，同时又为自己这种自以为是的同情感到深深自责与羞愧。倒是他们更平易，会在闲聊时问我：小姑娘，你们一个月应该有3000多吧；会在加班的中午抱怨：不想吃盒饭，想回家跟老婆一起吃，然后睡个午觉。他们没有免费的定期的体检，高温停工与补贴也未必得到落实，但他们说老板跟他们称兄道弟喝酒吃火锅，其乐融融。

在迅猛发展的城市里，还有无数与他们一样的普通工人。在钢筋堆里，在风焊机的火花里，在切割机的嘶鸣里，一寸寸筑起了城市的脊梁，建设了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功成身退，他们最终消失在万千广厦背后，城市发展的丰碑上，没有镌刻他们的姓名。而明天太阳升起，他们又站在了另外一个脚手架上，新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5小贩：弱势，就可以乱摆摊？

那年广交会时期，我在琶洲的地下通道里见过一群卖盒饭为生的小贩。路段尚未兴旺，行人稀少，他们撑起高低床，置办了炊具，干脆把家安在了通道里。半年之后再经过，已人锅俱去、通道空阔。

流动摊贩与改革开放相生相伴，摊贩大军涌上街头之后，也带来了交通、环境卫生、食品安全、不公平竞争等诸多社会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有赖小贩自觉，也考验着政府管理水平。新世纪初，各地城管从工商管理部门接过流动商贩管理权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从而引发了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街头拉锯战。

小贩们有一个最大、看起来在道德上也能够压倒对他们乱摆摊进行取缔、处罚、驱赶的理由：生存作为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以此谋生。所以城管在碰到小贩时，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行为约束在文明执法的范畴内，就通不过大众道德正当性和心理合理性的检验。一旦出现抗争场面，无论事实是公务化暴力或小贩暴力抗法，都会触动大众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神经，对社会心理构成强烈冲击。小贩往往获得社会声援，一起形成一个谴责城管的心理共同体和舆论阵线，城管甚至沦为一种社会污名。

追根溯源，城管与小贩的权利关系，从宪法和行政法的角度看，绝不是一种敌我矛盾。全能政府在走向市场经济，利益与权利多元，日益民主化的社会过程中，把各部门都不爱管的烫手山芋丢给一个腹背受敌的城管，绝不是现代公共治理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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