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说被撞、一方说被讹,法院使用测谎仪当“判官”;交警扶起老人,第一句话被问“小伙子你怎么撞我”;肇事者撞完人逃跑,“奔驰大叔”先拍照取证再施以援手……马年新春,几起很有代表性的“扶人”新闻又摆到我们面前,相比观看春晚小品的会心一笑,现实更令人五味杂陈。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情境中,无论是拍照先行,还是测谎鉴定,都说明“行善风险”无形中增添了好人的负担,让“扶不扶”这道原本简单的道德设问,变得复杂起来。1982年,大学生张华舍身救下落入粪池的农民,“让张华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的呼喊曾在各地迅速见诸行动,但也引发了“国家辛苦培养的大学生,为救农民牺牲值不值”的争论。类似的讨论有助于客观理性地推动人们的善举。比如,争议声中,见义勇为的保护、补偿和鼓励机制不断完善,“勇为”过程中施救者的自我生命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这些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类讨论乃至反思中,道德领域的“理性经济人”观念开始盛行。伴随着30多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凡事讲究成本的意识普遍觉醒,这是人们经济头脑日渐成熟的象征。但这种意识向道德层面的延伸,使得趋利避害与舍利取义的错位越发明显。以简单的投入产出概念来衡量见义勇为,势必让不少人面对可能的风险和损失畏葸不前。长久纠缠于这种价值的撕裂和矛盾之中,不免得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结论,而这种负面情绪一旦形成相互激荡的循环,很容易进一步拉低对道德水准的社会心理预期。事实上,大众对“扶不扶”的强烈关注,背后投射的,正是向善者在现实困境中的纠结,对社会转型期良好道德风尚的迫切期待。当利益考量与道德选择迎头撞上,江苏泰兴的“奔驰大叔”先取证再救人,类似这样的选择,体现出一种乐观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行善风险客观存在、制度和规则对善行的保护一时还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踯躅退缩,始终充满信心,并用自己的行为,守护住了心中善的冲动。在一个远比当年张华舍身救人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捍卫了社会的公义和“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人倒了扶得起,人心倒了扶不起”。讨论这个朴素的道德话题,离不开复杂的时代语境,更与我们的自身处境息息相关。“奔驰大叔”这些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尽管没有舍生取义的毅然决然,没有赴汤蹈火的豪言壮语,但他们比一万个在网络上痛斥老人变坏、坏人变老却在现实中无所作为的空谈家更可宝贵。我们有必要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多一阵喝彩。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和谢意,因为正是这些乐观者、行动者,为现实中那些并不那么纯粹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而这样的样板,人人可学,人人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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