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火把”点亮山村学校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广西接力支教的故事
上海——百色。
相隔千里，却紧紧连在一起。
小学生——研究生。
相差十几年，却因梦想紧紧牵在一起。
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参与了团中央组织实施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随后，上海师大专门成立了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如今，支教团已走过了7年，在广西的支教就有5年。7年来，37名支教者累计服务时间超过10万小时，服务对象超过3000人次，一批又一批研究生接过支教的“爱心火把”，源源不断地给山区的孩子送去知识，送去温暖。
触动与行动——“90后”女生为山里娃打开一扇窗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大二学生孙雅艳，看到在田阳县支教的校友巩玉新发起爱心募捐和“一对一”帮困助学倡议书。
这封信，使孙雅艳深受触动，并圆了她到田阳县的“支教梦”，也打通了上海师大到田阳县的支教路。
了解到田阳县当地基础教育仍比较落后，英语、音乐、体育教师都缺乏等情况后，上海师大向团中央请示协商把田阳县定为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支教地。
2009年，上海师范大学第三届研究生支教地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转到了广西百色市田阳县。
之后，一批又一批支教团走进革命老区，与老区孩子们延续了5年的深厚情谊，且还将延续。
2012年，第六届研究生支教团9名“90后”女生到田阳的4所村小，担任音乐、数学、副班主任等职务。
就这样，这支“娘子军”支教团住进山区村小。
在田阳县，这群上海的“时髦女孩”两三个人挤在一间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宿舍，遇到缺水的日子，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澡。“以前一周不逛街就难受，现在宁愿节衣缩食把生活费省下来资助学生。”刘思驿说。
支教团初到百色，连续多日遇到40度高温，水土不服，不少支教教师生病了。曾为世博女兵的张佳丽，上吐下泻一个多月，整整瘦了10多斤，但仍然含着咽喉片坚持每天上课。她说：“当踏上讲台的那一刻，看到台下一双双清澈渴望的眼睛，那样的触动直达心灵。”
刚到学校，一双双小眼睛盯着他们手中的相机和电脑，脸上写满了对外面世界的胆怯与好奇。
山里娃对支教老师的需要，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对生活的熏陶和未来的启迪。
来到田阳，志愿者们才知道这里孩子的淳朴，对了解外面世界的渴望。
“他们朴实的一幕，深深打动了我。”黄雨艳说，“本以为只要教好他们学习就可以了，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要融入他们的生活，仅靠上课那一点时间远远不够。”
在村小，支教团成员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他们首次开设了纸艺、表演兴趣班，举办各类合唱、朗诵、主持人比赛10多场，指导学生获得县级奖项8个，获指导教师奖4个。
改变与被改变——时尚女大学生当起孩子的“保姆”
一天早上，石舒婷为学生分早餐，一个孩子冒出一声“妈妈”。
五村中心小学副校长何正忠说，学校住宿生6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孩子们把感情寄托在了“老师妈妈”身上。
支教改变的不仅是山区的孩子，也改变了支教者。刘思驿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支教前她的衣服基本是“限量版”。出门就坐车的她，如今爬山涉水去家访，娴熟地清洗孩子们弄脏的衣裤。
在五村中心小学，刘思驿负责一个宿舍25名学生的管理，开始感觉负担很重。后来，她爱上给孩子们梳头、盖被子。她说：“我睡前不去看看孩子们，就睡不着。”
当地经济极不发达，父母对教育不重视，很多孩子每天要先干农活再到学校上课，这时往往已是下午放学时间。因此，支教团辗转几公里逐个家访，“捉”孩子回校上课。
家访的时候，高洁总会带上照相机，记录下沿途的风景和带路的孩子，每到一户学生家，她都会让孩子选他们最喜欢的风景，为全家拍一张全家福。
学生黄家胜从来不对人笑，总是一幅愁眉苦脸的样子。黄雨艳发现，他虽调皮，但很节俭，唯一的文具是一支两头都已经削尖的“小萝卜头”铅笔；才7岁，他就自己洗碗，洗衣服，整理床铺。
黄雨艳问：“怎么只有你奶奶来接你？爸爸妈妈呢，在外地打工吗？”黄家胜摇摇头，然后跑开。后来，黄雨艳才知道，他是个孤儿。
为了让黄家胜快乐起来，黄雨艳送给他一支新铅笔，并约定要他每天用新铅笔完成作业。约定的第二天，黄家胜就完成了作业。“虽然字还是歪歪扭扭的，很多题也答不对，但是他至少完成了。”黄雨艳心酸地说。
一束野花是孩子们对支教者最大的感激。2012年教师节，支教团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学生们亲手摘的野花。“孩子们送给我们的都是自己采来的野花，其中有一种花叫韭菜花。”黄雨艳说。
“如果在城市里，学生送给老师的可能是玫瑰、康乃馨，但我觉得，没有一种花比大山里的孩子亲手采摘的更感人。”余秋萍说。
一把青菜是老百姓对他们最大的期待。支教者穿着支教T恤衫出去买菜，当地老百姓认出她们，甚至不收钱。
一个人与一群人——每名支教团成员背后有10个团支部支持
2012年寒假的一天早上，孩子们早早来到支教队员们的宿舍门口，偷看他们收拾行李，眼里满是不舍，嘴里还嘟哝着：老师收拾行李了，真的要走了。
“老师，您能不能不走？”满一年后，他们支教的时间已到期。
孩子们不舍的眼神，让9位年轻的女支教老师动容了。“我能不能再留下来多教他们一年，他们才一年级，记忆还很模糊，我怕他们以后记不得我。”石舒婷抽泣着说，“孩子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
她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有限的一年时间里，尽最大努力为当地的孩子、当地的教育发展做点实实在在的努力。
他们认为，支教的意义不只在于帮助一些人，而在于吸引更多目光聚焦农村教育，推动农村教育发展。
张佳丽来到田阳支教后，联系曾经服役的部队，为当地失学儿童联系结对官兵。
在支教团成员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关注到当地的教育扶贫工作。上海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曙明计划”，成立专项基金用于研究生支教团扶贫工作。
2012年寒假，支教团利用新浪微博发起“圆梦广西”活动，各学院积极响应，通过微博为当地学生募集书籍、文具等物资1.3万多元。
当得知当地学生因为经济原因而面临辍学，支教团成员在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依托“阳光种子”千元计划，为当地学生募集学费、生活费、文具用品、过冬衣服等2万余元。
支教，过去是一个人，现在是一群人。今年5月，上海师大发起“助力梦想”计划，针对即将出征赴广西田阳、甘肃酒泉的第七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让14名支教团员分别与10个在校团支部结对，并通过结对的140个团支部，带动5000余名学生共同参与，让一群人帮助一批人。
支教志愿者们写道：“在西部播撒我们的爱，让山区的孩子也和我们一样拥有自己的梦想，是我们最渴望的事。”
2007年至今，一批批研究生深入基层、服务基层，自觉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发展紧密结合，他们在祖国西部边陲、祖国最基层、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青春力量绘就“中国梦”。今年7月，第七届研究生支教团即将出征广西百色和甘肃酒泉。（本报记者周仕敏董少校通讯员颜彦）
《中国教育报》2013年7月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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