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中负债1600亿！”今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关于尽快化解普通高中债务的提案》一出，语惊四座。大学巨额债务仍待消解，高中又“步其后尘”，高中巨额负债的背后还有哪些问题待破解，半月谈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巨额债务“压力山大”
这份提案指出，截至2010年底，我国普通高中债务总额达到1600亿元。“据我所知，这笔债务近几年并未减少多少，并且学校债务规模已远超过学校偿债能力。”这份提案的牵头人，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不无忧虑地说。
中学负债究竟有多惊人？一位华东地区重点中学校长说：“负债最高的时候大约是在大学扩招后的一两年，最高债务达1.8亿元，今年也还有近1亿元的债务。”
一笔教育债，一把辛酸泪，负债成了高悬在一些高中校长头上的“要命利剑”。“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十几万，都快精神抑郁了！”中部一所中学的校长说，“最难熬的是开学，因为一开学有了学费收入，各路债主就会蜂拥而至，有时不得不出门躲债。”民进中央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债主冲击学校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据教育部调查统计，负债的主体是优质高中，也就是示范性高中。“特别是优质资源学校，学校扩了不止一倍，新建的学校投入一般都是三四个亿。我去年走访的三个中学全部是新建和扩建的，最高负债七八千万元。他们竟然告诉我，还要建一个教学楼，因为学生扩得太迅速！”姚爱兴对此反感而无奈。
记者调查发现，以广东某中学为例，自2000年初应广东省教育厅建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要求，这所学校征地208亩高标准新建高中校区：要达到60个教学班，3000名学生的办学规模。按此规模，其建设资金预算为2.9亿元人民币。而广东省政府拨款8000万元，区政府拨款3500万元，合计1.15亿元，资金缺口达1.75亿元。借债成了弥补资金缺口的办法。
超级债务谁“买单”
“过去校长都是讲教学讲改革，现在你去检查学校工作，他说着说着就讲到债务和钱的问题上来了。”姚爱兴说，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是什么导致高中背上如此沉重的负担？记者采访发现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各地财政资金投入不足，许多学校只能借债扩大规模、购置设备、改善教学环境。“吃饭靠财政，建设靠贷款”的情形在各地不断上演。
“就高中发展而言，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既要肩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使命，也要承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任务，还要履行促进多样化发展的责任。实现普及和发展的目标，经费保障必不可少。”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汪明说，现实是，由于高中的经费投入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各地财政预算内拨款占普通高中教育经费的比例大多在50%以下，同时学费标准相对偏低，债务负担较为沉重。
二是高中教育盲目“跃进”。例如，2009年，广东开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求各地在2011年前高中普及率达到85%，提前一年完成普高任务的政府奖补1000万元，提前两年的奖补2000万元……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和高中负债情况严重。
姚爱兴说，各地盲目大规模持续性建设示范性高中，是高中债务高企的主要原因。示范性高中建设过大过洋，不但贷款购买土地、建设校舍楼房等，有的学校甚至把大量资金用于建设校门、广场等附属设施。一所示范性高中建设所需经费少则上千万元，多则数亿元。
专家表示，现在许多学校进入了扩招——借钱——圈地搞扩建——还债的循环，一些“超级中学”人数过万，堪比大学。但实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学生。
民进中央调研认为，高中债务的规模巨大，使学校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的学校违规招收择校生，收取大量择校费，加重了教育乱象。
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一次吃饭时跟一位校长聊天，问除了政府投资外，其他的债务怎么还，对方无意中竟脱口而出‘收费’！这令我很吃惊。”
记者调查了解，上述广东某中学在每年20个高中班中，拿出9个班招收扩招生，并按高于公费生收费标准收费。这部分收费除按比例提取办学日常经费外全部用于归还贷款本息。即便如此，多年过去了，该校仍有上亿贷款及利息尚未还清。
“山东、江苏在省域范围内做了一些化解。难度最大的是中西部，地方财政相对薄弱，要拿出一大笔钱化解债务难度很大。”姚爱兴说。
让高中教育“绿色发展”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认为，前有义务教育，后有高等教育，各级政府“两头化债，中间不管”的政策，对高中教育是不公平的。“高级中学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战略缺位，即公共财政保障缺位、政府债务化解缺位、财政支持改革工程缺位的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专家表示，要尽快建立高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首先，中央政府要责成地方政府尽快出台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其次，要引导地方政府合理制定学费标准，明确政府和家长各自分担的比例。
姚爱兴认为，应将负债问题纳入示范性高中评估体系。修改《示范性高中评估细则》，加入与学校负债问题相关的评估内容，以规范和约束高中学校的盲目借贷行为。通过评估对学校负债数额、规模、贷款期限等方面加以制约，限制示范性高中负债总额。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高中债务不简单是钱的问题，还包括地方政府和学校管理体制的问题。高中学校要彻底走出“被债务”的怪圈，就必须要明确地方政府与高中学校的责权边界。一方面，要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不能鼓动学校做各种不着边际的发展计划和政绩工程，坚决限制地方政府对学校的融资担保行为。
另一方面，要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明确高中学校的责权边界，让高中学校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自己当家，自主地依据教育特性和内在规律确定自己的发展规划，适度考虑教育的产业特点，以节俭和有效为原则使用经费，避免为金钱和债务所绑架。
同时，要考虑建立普通高中债务化解机制。应当按照“防控新债、锁定旧债、分清责任、分类处理”的原则，尽快启动普通高中债务化解工作。积极尝试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解决学校建设资金问题。通过出让闲置校舍、社会捐资、转让股份等方式，拓宽经费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偿债资金。
专家表示，地方政府和学校应摒弃“教育GDP”政绩观。“与其竞相盖楼招生，不如在多样化办学和特色化发展上下工夫，真正提升高中教育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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