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转型：黑马大学如 何从“技术派”到“学术范”深大转型：黑马大学如 何从“技术派”到“学术范”

深大新生报到。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上深大，可以肯定的是深大一定会改变他。

中巴车在深圳穿梭，深圳时任市长梁湘指着车窗外，对坐在他前面的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看，那边就是正在建设的深圳大学（以下简称‘深大’）校园。”

邓小平顺着窗户往外望，问他：“这个办学规模多大？”

“计划办学规模是4000人。办学的层次有学士、硕士、到博士三级提升。目标是建成一所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

邓小平将目光扭了回来，有些不满：“目标太小了，可以再办得大一些。这个特区嘛，是需要办一所大学，但是需要办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大学。”

这是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47集中的场景。真实的场景发生在1984年1月，当时，深大刚刚破土兴建，邓小平问梁湘：“深圳大学什么时候能够在这里上课？”梁湘回答：“就在今年9月新学期。”年底，梁湘进京汇报工作，将深大开学录像带带给邓小平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真是深圳速度呀！”这是“深圳速度”的又一种解释。

30多年过去了，如同深圳已从当年站立在实验田中的赤脚少年进入了稳定期一样，深大发展速度不再紧迫如初，也迎来了自己的深发展时代。

创业与自由

自由、创新，很多资源在那里供你取用。

10月入秋，深圳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开学不久，午后斜阳倾洒，深大文山湖边行人三五成群，高树翠绿，枝节盘绕。

在深圳房地产轰轰烈烈发展的20年进程中，深南大道沿线的荔枝林不断消失，中心公园与农科中心等最后堡垒也被陆续攻克，深大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进发现，在周边寸土寸金的南山核心区，深大历任校长以罕见的毅力保住了校园绿化，“成为国内高校中罕见的迄今没有校内酒店、国际中心等旅馆的学校。”

这一切“不变”，见证着深大30多年的变化：学科逐渐完善，学生日益增多，校区不断扩大，国际化更加全面；当年的勤工俭学变成了当下的创业教育；初期学生的实体创业也变得更加依赖科技；在深大的校园北边，校友马化腾的腾讯公司与深大相隔1.9公里。

有关深大的众多关键词集中宣示了这所学校尊崇“创业”与“自由”的浓郁氛围。经济学家、深大校友薛兆丰曾在1999年1月的一个傍晚回忆深大时写下所感，他写自由选课，形容“教室就像食肆，放牧式的教育”；写宿舍生活，说“二人一宿舍，自由选择同房”；写深大人“心境更平和，更礼貌，个人主义，集体观念不强”。

15年后，一位学生对母校的描述与前辈相似，“自由、创新，像一个大厨房，你要学什么，需要什么技术，很多资源在那里供你取用。”

许多案例与数据都表明这是一所天生携带着创新基因的学校。80年代的深大与80年代的深圳一样处于改革期。事实上，深大的创办正是为了弥补当时日益崛起的深圳当地的人才空缺，在深大原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移贻所著的《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深圳大学办学实践探索》一书中写道：“服务特区是深圳大学与生俱来的使命”。

30多年前，这种创新基因表面上表现为没有围墙的校园，更深层次的表现则是各种制度和举措上的颠覆：将部分后勤交由社会去办、不按专业招生、取消助学金、提倡和鼓励学生开展有报酬的勤工俭学活动、毕业生不包分配、实行学分制及主副修制等等。

其中，最为外界所知的是深大的勤工俭学：学生自办洗衣厂，去宾馆、餐厅揽活；自创的学生实验银行在1987年初深圳市金融机构检查评比中名列全市13家银行中第4名。

现在回想起来，在深大工作了25年的杨移贻认为，那正是深大早期集体无意识的创业教育。这些勤工俭学岗位的出现仅仅是出于老校长罗征启的朴素念想——为家庭贫困的学子提供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机会。但得益于这样的基因渗透，当下在深大，“创业”与“自由”已成为惯常。这一切也使现任校长李清泉发现，深大学生和其他高校的学生不一样：他们身上有一种敢于尝试，且不惧失败的劲头。

“三自”新义

李清泉的抱负，在自己的任期内，要让深大成为深圳高等教育中名副其实的“长子”。

关于在2014年应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李清泉酝酿了很久。最终，他还是决定用“三自精神”来表达愿景，为致辞取的名字是《带上“三自”精神启程》。事后，许多在深大工作多年的老教师给他发来短信，其中一位说：“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讲这个‘三自精神’，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位老教师告诉他，在校十几年，许久未听人重提“三自”。

30多年前，“凭‘三自’精神，特区人在刚刚开放的边陲渔村、在杂草丛生的荔枝林里，建立了一所全新的大学，并且吸引了一批批优秀青年加入。”30多年后，李清泉认为，它仍适用于深大，且是深大最与众不同的气质。

“三自”有了新的内涵，更强调个人奋斗和自我实现，尽管一段时间内无人提起，但李清泉始终认为，这就是这所学校的灵魂所在。

事实上，对身为校长的李清泉而言，“三自”精神同样意义重大。2012年7月，当李清泉从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转任深圳大学校长时，他发现，这两所学校有很多不同：它们所依托的城市的特质本身相异，此外，两所学校的机制体制也区别甚大。他有一些“野心”，希望能在这片一直以自由和创新闻名的热土上有所作为。因此，2年半前刚到深大，李清泉就为自己设定了目标——在自己的任期内，要让深大成为深圳高等教育中名副其实的“长子”。

他常用来形容深大与深圳关系的词语分别是“独子”、“长子”和“弃子”，其逻辑关系为：曾经是独子，若不能成为长子，就会变成弃子。

李清泉刚刚履职那年，深大本科生录取规模为

5700多人，如果仅仅从录取规模上看，彼时的深大的确是深圳本科高等教育的长子。

但他看得更远些。两年之后的今天，深圳的高等教育环境果然发生了许多变化——南科大去筹转正；香港中文大学落户深圳；今年5月，中俄大学的有关协议签订，未来，中俄大学也将在深圳开办；北大、清华、哈工大在深圳的研究生院，在教育体系中也令人刮目相看。

这座因快速发展而对知识有极度渴求的城市需要更多人才。显然，高校类型的丰富能促进彼此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加激烈乃至残酷的竞争。当下的深大，有些东西是无法替代的，如办学规模和学科种类；但也有许多是其他学校经过“跨越式努力”就能超越的——如学术水平、体制机制和优秀人才，且这些学校的后发优势不容忽视。

去年毕业的深大毕业生小五（化名）告诉记者，31岁的深大应该像一位“翩翩公子”，现在“翩翩”有了，但还不是“公子”——“所谓公子是有文化的”，她心目中的深大应该是“既年轻又有活力又有文化”的。

对李清泉而言，当下正是深大新时期一场“自立自律自强”的奋进。

一匹黑马

深圳是中国的“硅谷”，深大要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还需努力。

深大毕业生往往被贴上“应用型人才”、“外向型人才”的标签。

这一切有因可循。杨移贻回忆，深大在创办前曾提出要办一所商学院，但省高教局认为，深大的眼光应该更长远些，便将学校定位为综合性大学。但办学的方向仍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大开始向教学研究型转型，但杨移贻认为，培育深大的土壤始终脱离不了应用型的东西，而社会需要的人才也是如此。

深大毕业生大多留深就业，这一概率一度高达85%。杨移贻分析，过去，深圳本土缺乏高端的科研机构，虽重视高科技产业，但多数高科技产业的研发依然属于应用型研发，而非科研型。深大与深圳共同造就了大量企业家，他们务实、创新、充满活力，且善于捕捉机会。

李清泉意识到，他所带领的高校过去31年所积聚的文化特质，使之并不可能于若干年内在学术上与北大、清华抗衡，它更重要的任务是为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它面对的，是一个正快速发展、处于转型期的城市对高校培育高层次人才及出产高科技成果提出的要求。

“深圳是中国的‘硅谷’，深大要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还需努力”，李清泉并不避讳深大尚不能满足城市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的现状。他告诉学生们，当下的创业一定要以学术水平为支撑，用科技含量高的行为来提升创业层次。

这些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即教学与产业紧密结合，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思维能力。“这个过程是需要精耕细作、认真思考、做很多微调工作的。”李清泉设定了两个任务：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层次；设计一套良好的管理制度和规范。

今年8月28日，《广州日报》在省内高校招生的报道中将深大称为“当之无愧的大黑马”：“能够击败华南师大、广外等老牌一本院校，教育界人士认为，这与深圳大学办学的国际化思路，以及深圳的区域优势等有关。”

李清泉则更倾向于将这归于制度设计的成果。而他的一系列制度所指向的，是一种“能让不同人才脱颖而出的氛围”。他举了一个例子：2013年，深大设立了“校长教学奖”，每年由学生投票选出5名教学优秀的教师，奖励10万元。当年，一位教健美操的体育老师以最高票数获得此项殊荣。

“体育老师在学校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的（获教学奖）”，说起这件事情，李清泉有些激动，强调作为校长，就是要去推动那些在进程中可能被忽略的事件。

注重教学和科研——这是深大学生对现任校长的普遍评价。尽管也有学生担心，这会减弱深大过去的活力，使之向内地大学靠拢。但杨移贻肯定了李清泉的做法，他认为，早期，深大的确存在急躁冒进和急功近利的倾向，而李清泉在人才的引进和科研布局上的新举措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学校未来的深度发展。

新时期改革

还没有想得很透彻就可以去尝试和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继续思考和完善。

“改革创新是深大血液里最永恒的基因。”

今年5月，UOOC（大学在线公开课）联盟成立，这一联盟将面临相同问题、存在相同需求的地方高校集合起来，实现课程的网络共享。进入UOOC官网，首页一张蓝色的中国地图上，66所学校的校徽分呈两边。

深大是这场联盟的发起者，做这件事是李清泉在新时期的一次改革尝试。他曾解释过，深大之所以成为事件的牵头者是因为这与深圳市独有的文化特质相符，“还没有想得很透彻就可以去尝试和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继续思考和完善。”

李清泉感觉到互联网对身边事物的冲击，敏锐地察觉这种冲击未来有一天也将改变他所在的教育领域，他必须和30多年前的这所高校一样，在浪潮中抓住机遇，并占据主导地位。

杨移贻时常觉得，深大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它诞生于改革初期的特区，而后迈入正轨，所行之事与国家生态息息相关。它既典型又特殊，是中国30多年来发展的一个断面。

31岁的深大在小五眼中是风华正茂的小伙，而一切能否成型还需要更多时间，“时间到了自然而然（成）”，对她而言，在深大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平等和富有逻辑的思考，对她产生最大影响的依然是教师的教学和为人——这些都契合教育的本质。

在教育学专家眼中，未来，深大应该向精英化发展，完成对深圳高端人才的输送任务，“以前大学类型单一，分化之后，大学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丰富，有如职业学校、成人教育等类型。高端的大学向研究型发展，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应该体现在精英教育这一部分，这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质量。”杨移贻说。

深大有关城市学院的尝试似乎正是对此趋势的回应。按照李清泉的设想，深大将往两个层次分化发展。在高端人才培养上，学校目前已建成高等研究院、医学院，正在筹建商学院，还有多种实验班、精英班、特色班、双学位班等，未来还会有一系列有关精英化教育的探索。大众化教育层面，则是在现有师范学院的基础上，创办城市学院，并在未来“孵化”出独立的城市大学，主要用于解决深圳本地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

有关立法的行动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如果一切顺利，这对深大而言，又将是一次“第一”——国内首个大学立法。这部约6000字的《深圳大学条例》将深大定位为既不同于政府部门也不同于政府下设事业单位的、“依法治校、全面监督、高度自治”的法定机构，在现行体制下，将最大程度地实现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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