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18日，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李云扬欢送自行车骑行队伍北上倡议设立“尊师节”
今天，是我国第30个教师节。1984年，教师节正式设立之前，以暨南大学学生为主的12名广州大学生就曾远赴北京，沿途倡议设立“尊师节”。活动结束的第二年，9月10日便被正式确立为全国“教师节”。
一次演讲引发尊师节倡议
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的地位不高，在不少地方，教师仍是“臭老九”。“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节日：青年节、儿童节、妇女节……却没有一个‘教师节’。这和一个拥有2亿多学生和1300多万教育工作者的国度是多么的不相称啊！”时任暨南大学团委书记的蒙雅森教授是当年倡议活动的见证人、幕后组织策划者。当时社会上对设立“教师节”的呼声越来越高，他至今仍记忆犹新。
1983年12月9日，暨大学子朱川在广东省首届大学生演讲比赛上作了题为《民族中兴一条路——谈“尊师节”》的演讲，引起在场师生的强烈共鸣。他的演讲不仅博得了最热烈的掌声，也摘获那次比赛的一等奖。
“激动不如行动”。1983年底，朱川会同校学生会主席任京生、学生通讯社社长卜群、刘海珊等人向校团委申请成立了“暨大尊师节促进会”，成员大部来自学校通讯社。“尊师重教”是他们的宗旨。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陈锐军也是当年“促进会”的成员，他回忆说，从1984年年初起，“促进会”成员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做尊师活动：帮住在楼上的老教师搬蜂窝煤、替老师理发、去老师家打扫卫生、过年同老师一起包饺子吃等等。1984年的“五一”节，他们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尊师仪式，几十位老教师被请到会场台上，学生给他们胸前一一佩戴上大红花。
暨大“促进会”成立后，得到省内多所高校的呼应，随后便由暨大学生牵头，成立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学生参与的“广州尊师节促进会”，并积极联系其它省份高校。
骑行6000里，一路派传单发倡议
实力壮大了，大学生们不再满足于仅在本地宣传，他们决定利用暑假去北京提出自己的倡议。当时全国学潮初起，主管部门要求各校严控跨校学生活动，“不仅跨校，还要跨省上京？如此大的动作，必引来全国轰动效应，既激动人心又让人担心。”对于学生们的申请，蒙雅森也犯了难，最后还是校领导拍板支持。
蒙雅森还记得那是1984年7月18日，“广州尊师节促进会”的12名同学兵分两路上北京，其中5人骑自行车，7人搭乘火车，一路宣传倡议，一路北上。李云扬、张德昌等暨大校领导还亲自到场送行，当天的《羊城晚报》还刊登新闻，报道此事。骑行倡议在当时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那个年代，自行车要凭票购买，金贵得很，而且之前从未听说过有骑行倡议这样的举动。”5名骑行的同学有一个“内规”：宁可少带水少带干粮，也要多带倡议书。蒙雅森很是欣赏学生敢想敢做的热血行为；但另一方面他也心疼这些学生，“骑行不久，有学生开始拉肚子，药品又带得少；找不到住的地方，他们只好在路边扎营；到北京后，为了省钱，只好住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招待所。”
长沙、武汉，郑州、北京，学生每到一地，便积极联系当地的高校、教育部门、工会等，召开座谈会，呼吁设立“尊师节”。8月14日，骑行的学生们到达郑州，正碰上当地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他们被视为重要嘉宾，主持人请他们入座前排，上台发言，并当场破例宣布增加讨论建立教师节会议议程，会后做出确定每年9月10日为郑州市“尊师日”的决定。与此同时，其它返乡或旅行的“促进会”同学也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宣传尊师节。陈锐军还清楚地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转了好几次火车，每次他都拿着倡议书找到列车长，出示学生证，要求列车长支持，而列车长马上就交待播音员播出倡议，这令陈锐军既惊讶又感动。
几经周折，声音传到中央
蒙雅森感叹，为了倡议教师节，学生们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这些都不是困难，难的是偌大的北京城人生地不熟，要通过举办名师名人座谈会、媒体宣传，让声音传入中南海。”学生们连续走访了有关部门主管官员和知名人士，但都不顺利。蒙雅森说，当时一名京官还通过侨办致电学校领导，要求查明这些同学的背景，并对他们进行教育。他和校领导商议后决定不仅不查，还袒护地回复：同学们在校的表现很好，学校一直都支持尊师重教。
工夫不负有心人。8月下旬，广州学子们终于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教育界人士设立“尊师节”座谈会，倡议书也交到全国人大信访办。然而，教师节能否设立，同学们的心里仍旧没底。8月底，眼看就要开学，大家决定先回广州。
1984年底，《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暨南学子的倡议书，并配发了相关评论。
或许，正是因为广州学生的倡议，1984年12月7日，教育部党组、教育工会分党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我国的教师节。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教师节议案终被通过，当年9月10日，全国教师迎来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活动亲历者：莫忘“尊师重教”本义
“尊师节”的倡议书由陈锐军起草，提及那段为教师节奔波的岁月，他依旧激动不已，“当时既没电脑也没复印机，几千份倡议书均由学生用蜡版手工印刷，当时连印了好几天！”而大家所做的一切，仅是为了社会对教师多一份尊重，对教育多一点重视。
然而，时过境迁，教师节却慢慢变了味，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成为不少学生家长的难题，“感觉好像不送礼，老师就不会好好教一样”，对此，蒙雅森教授感觉相当遗憾，“教育被商业化，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师生情也越来越淡薄，这都背离了‘教师节’设立的初衷。”
知名评论作家何龙，也是当年广州尊师促进会的成员之一，在他看来，物质形式的尊师已经扭曲了当年尊师重教的初衷。他强调尊师要从精神层面做起，给予教师荣誉感，“当下尊师流于物质形式，精神层面上的尊重却做得不够”。（羊城晚报记者 林世宁 实习生 许吉贝 通讯员 卢健民 苏运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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