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是一代科学宗师，同时也是一位科学精神的弘扬者。1937年初，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同仁编了一部书，名为《科学的民族复兴》，竺可桢还给书写了“序”和“结论”。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书出版没多久，社会学家孙本文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对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该书编制极审，内容至为切实，各篇都有精彩。竺先生之序，词义并茂，读之铿然，足使学者油然而生民族复兴之思。”在书中，竺可桢号召“以科学方法研察吾国民族”，包括本民族的历史、地理、人种、文化、习俗等等。

这其实也是竺可桢一生秉持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弱与缺乏科学文化有很大关系。“故以后当以固有之民族自信力，去树立科学文化”。或者说，要实现“中国科学化”。而这个目标，“不是仅仅靠几个专门科学的人去努力就行的，必须得要社会民众、政府当局共同努力才行”。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民众头脑的科学化”，也就是说要使民众养成科学的态度和应用科学的方法。

1935年，竺可桢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并作了一次《利害与是非》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说，当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以为造船制炮就可以和西洋文明抗衡，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是错误的。科学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事，而且是一种“空气”。“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从欧美移来的花种植必先具备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所以，中国的科学化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竺可桢说，一般人碰到“是非”和“利害”相冲突的时候，难免“利害”之心压倒了“是非”之心。作为一个气象学家，他发现当时各省的气象记录经常是不够准确的，负责气象调查和记录的人，“往往贪于个人的便利，不顾事实如何”，他很沉痛地说，“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

竺可桢认为，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科学精神的养成，关键在是求学时代受到的训练。就在这篇演讲发表之后那一年，46岁的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这为他在青年一代中塑造科学精神提供了机遇和舞台。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达13年，就像蔡元培、梅贻琦对北大、清华的精神重塑一样，他的人生也和浙江大学融为了一体。在他的主持下，浙江大学经受住了抗战硝烟的洗礼，崛起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学院”。“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之一，《汉书》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语。作为浙大的校长，竺可桢对浙大最大的贡献是擦亮了“求是”这个传统品牌，对古老的校名作了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解释，并将其刻进了浙大风骨之中。

1939年2月4日上午七点半，当时的浙大正在西南流亡途中，竺可桢召集一年级全体学生谈话，以“求是”二字为主题给新生们作了一次演讲。他提出，“求是”是浙大的校训，“这是我们所悬鹄的，应视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他说，西方的文明史上的先驱如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哥伦布都是靠着“求是”精神而取得最后胜利的。1941年，在《科学之精神与方法》中，竺可桢更明确地强调，“提倡科学，不但要知道科学的方法，而尤贵乎认清现代科学的目标。现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科学的方法可以改变，而科学的目标却永远不能改变，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又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第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这三种态度，是科学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所共有的。现代中国的国民尤其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学生，同样需要培养这种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是在广义上理解“科学精神”的，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比如，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就具有科学精神，“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竺可桢对科学精神的呼吁和倡导，在本质上依然是为民族复兴找到一个文化上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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