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10个子课题的研究框架和写作提纲均已形成,课题组累计召开会议21场,发表阶段性成果35项,其中论文、研究报告等34篇,即将出版专著1部。”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口中包含1个核心子课题和9个支撑子课题的项目,是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给学校留下的“一号工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
一年来,围绕“一号工程”,中国政法大学把创新法治理论研究、提升法治人才培养水平的功课做到了法学学科体系、法学教材体系、交叉学科创新发展等方方面面,打造出了法治人才培养的“升级版”。
探索重构法学学科体系
“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建设对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清晰记得,总书记到学校考察时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深入研究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要有底气和自信,努力以中国智慧和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作贡献,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李树忠坦言,总书记去年考察学校时,在充分肯定法治教育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严肃指出了当前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法学学科体系的结构、内容等问题尤其突出。
过去一年里,围绕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改革问题,学校思考和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2017年7月起,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进行调研;
2017年9月,召开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高端论坛,同时整合学校校刊资源构建中国政法大学杂志社,开设专栏,开展主题征文活动,围绕学科建设、学术问题、学术思想、学术创新等重大问题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
2017年12月,举办旨在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法治中国论坛”,广邀法治实践部门、科研院所、法学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新时代法学学科建设思路、标准、路径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智识基础。
“法学研究要有及时有效回应经济社会需求的能力,而这些都需要有高水平的法学学科为依托。”李树忠认为,对法学学科要统筹谋划、整体布局,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改革的改革,该创新的创新。
建成“一体两翼”法学学术体系
学校推动法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打造“一体两翼”法学学术体系,“一体”即法学学科本体,是与相关学科能够对接融合的学术体系;“两翼”即以基本原理、基本话语构成的理论学术体系和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构成的应用学术体系。同时,学校牵头制定并发布《立格联盟院校法学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为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深化法学专业教学改革,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标尺。
“法学学科体系的最大瓶颈在于缺乏实践性,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足,社会急需的学科无法开设或是开设不足,学科知识体系封闭,不能涵括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更新。”中国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刘坤轮介绍说,为此,学校专门组织了学科建设团队,充分调研全校19个法学二级学科和法学以外11个一级学科,以便为破除法学学科体系发展的制约因素,真正形成开放式的学科发展体系,走上学科动态调整的科学发展道路进行储备。
刘坤轮透露,改革创新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阵痛。以推进“德法兼修”为例,因承担着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工作,学校在牵头制定的法学类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国标”中将法学类专业的16门核心课改为“10+X”,将“法律职业伦理”直接纳入10门必修课之中。
“此前我们沿用的法学核心课程体系,从1999年至今,几乎20年没动过,做如此大的改动,难度可想而知。但要把德法兼修真正落到实处,从根本上解决法学教育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短板,法学课程体系改革无疑是个重要抓手。”刘坤轮说。
李树忠也坦承,赴兄弟院校征求完善法学学科体系的意见和建议时,对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布局也有各种不同声音,但目标都是一致的,用更科学的学科设置方法来凸显宪法学的根本性、重要性,解决目前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立、人才培养碎片化等问题。
制定未来3年学科振兴计划
目前,学校研制法学一流学科建设标准,各个法学二级学科将对标一流学科建设标准,制定未来3年的学科振兴计划。积极培育社会急需相关人才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着手遴选第三批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培育建设项目。
此外,在创新人才培养协同育人模式方面,学校与最高人民法院合办法治信息管理专业,合作建立法治信息管理学院;与腾讯公司合作共建网络法学研究院,培养网络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将“同步实践教学”模式从1.0版升级到2.0版。
“我们去年年底出台的《关于教材建设标准与规则的指导意见》,主要体现‘一本教材、两种职责’的核心要求,指导教师教材编写的专业化、规范化,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卢春龙说,在新的标准和规则下,教材编写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要突出价值引领,即将“弘扬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深深融入教材建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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