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朴学就要“求真求是求通”
2017年4月11日，周勋初先生迎来了88岁生日。也正是在今年初，他的《文心雕龙解析》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已是米寿之年的周先生可能又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即获奖最年长者。周先生晚年屡获学术大奖，代表性的如主编的《册府元龟（校订本）》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个人整理的《唐语林校证》等三书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书目（共91种），为个人入选之冠；个人学术文集《周勋初文集》、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等，均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奖。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之路
对于自己的学术人生，周先生以“艰辛与欢乐相随”做概括，而早在2000年《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程毅中先生撰写《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一文就指出：“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
1929年4月11日，周勋初生于上海市南汇县西周家宅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而他却在高三年级时患上严重肺病。周先生在《学术小传——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中回忆说：“三年床褥，濒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爱、兄妺的护侍，才能苟延一息。第二年时病情恶化，幸亏链霉素进入上海，才免于一死。但家庭经济日益陷于困境，只能不断变卖家产度日。”正是这种不幸经历，让周先生一生中尤重亲情伦理，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并形成了沉稳宁静的性格与逆境中坚忍不拔的毅力。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半年后却旧病复发，两年后才恢复健康，正常学习。
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师云集，对于这一学习经历，周先生说，“学中文，研究的是一门综合型的学问，胡小石先生博学多能，汪辟疆先生鉴定古籍版本的功力深厚。他们的学问都覆盖好几个领域，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在入门之时，即是新旧杂陈，不拘一格”，特别是第四年听胡小石先生的文学史课，“奠定了我日后研究工作的基础”。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整理部工作两年半后，1956年底，周先生又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胡小石先生。
1959年，因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教授重病在身，中文系即让正在读书的周先生改为助教，直接为大学五年级学生授课，而且从“孔夫子”到“王国维”，一人承担。
“文革”前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周先生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改写后以《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名问世。
为什么使用“小史”一名，周先生解释，做研究工作，与其趋同，不如立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类的著作日盛一日，大家都向篇幅长的方向发展之时，“我则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定为‘小史’。这当然与我喜欢独立思考有关，这书也体现出了追求少而精的努力方向。”
罗根泽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周先生治学上重视传统文论的底色，受他影响较大。年轻时的周先生，在集中精力备课的同时，独立思考，在《中华文史论丛》1964年第5辑发表了《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该文也是周先生早期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之一，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后来，周先生教过四个学期《文心雕龙》，先编有讲义，2000年编为《〈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后来审视“龙学”研究现状，感到由于近百年来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研究工作者过趋专门，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于是设计独特体例，增补或新撰长篇“前言”和“解题”等，后加在九位学生帮助注释其他30多篇之后，于2015年推出全本《文心雕龙解析》，将该书“放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这样既显示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学界走上一条更康庄的治学大道”。
“文革”十年，周先生因家庭出身问题，一直政治地位低下，“却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参加江苏五所高校集体编写《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的注释工作，后又随洪诚先生参加《辞海》的修订，编撰语词，前后历数年。1974年，又奉命参加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负责拟订体例和统稿等工作。
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周先生总是充分利用空隙时间，留下一些印迹。他写下了《韩非子札记》一稿，1980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法律系长尾龙一教授1982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读到此书，写了以下一段话：“在那儿，我发现了研究韩非子的、具有敏锐智慧和渊博知识的大陆学者周勋初的著作。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居然有这样的智慧幸存下来，这使我深为感动。”
“文革”结束，周先生又受命将注释稿改写成学术性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以《韩非子校注》一名于1982年正式出版。鉴于此书在学术圈的高度认可，应出版社之邀，周先生再次投入宝贵的精力进行修订，并于2009年推出新版。《韩非子校注》修订本于2013年获江苏省首届新闻出版政府奖。
1972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出版，教师才有机会阅读有关图书，周先生遂集中精力研究高适，写成《高适年谱》初稿，先行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再于1980年公开出版。
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多部论著连续发表，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非常少见的。
周先生常说：“我是一名教师，教好书，培养人才，是首要任务。看到学生们事业有成，是我最大的满足。”
周先生在担任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导师时，多先让学生提问，教师随方解答，或由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回答。“授业问难，教学相长”这种方式，继承了中国书院教学时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从游之乐，有观摩濡染之效，可因材施教，还有感情交流，学生从中受益良多。
学生余历雄记录了周先生3年的讲课情况，并整理成《师门问学录》一书公开出版。该书反映了周先生启发式教育、创新性思维的特点，手把手教学、“教书是在传承文化，同时也是传承一种感情”的教育理念，广受赞誉。
对于周先生的教育工作，莫励锋教授曾说：“尽管社会工作十分繁忙，周勋初先生仍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南京大学的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中去。作为一位教师，他既呕心沥血地辛勤笔耕，从而著作等身，也循循善诱地培养学生，从而桃李满天下。”傅杰教授认为：“他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学生，成为国内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已是当之无愧的教授之教授，博导之博导。”
20世纪80年代以前，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坚实的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先生一方面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在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一方面与程千帆先生、莫励锋先生等奋力开拓，培养人才，不断推出重要学术成果。
“我一直主张综合研究”
周先生在谈治学经验时说：“综合研究，锐意开拓，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
《周勋初文集》收录《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等16部书，其内容贯穿古今，显示出“淹博”的特点。其中最能呈现“综合研究”特点的，要算《九歌》研究、李白研究以及唐代文学研究等。
《九歌新考》是周先生对胡小石先生《楚辞》学的继承与发展，周先生从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和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等方面入手，对《九歌》诸神一一进行分析研究，证明了诸神来源不一、屈原创作《九歌》有广泛基础，从而使《九歌》性质研究不再受祭歌等说的束缚，为进一步正确认识《九歌》扫清了障碍。
《九歌新考》体现了周先生的学术理念，文章的深度与力量，不完全依靠穷尽所有的史料，有时是源自一种对时代氛围、文学风气、学术思潮的整体把握；同时，即使运用一段材料，举出一个例证，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也要有综合研究的能力。
周先生治学范围很广，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宋代文学、近代学术以及文学批评史等方面均有专著，而在唐代领域成果最为丰富，更能体现结合交叉的特点。除《高适年谱》、李白研究成果三种外，还有考索之功、独断之论兼具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唐语林校证》，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以及《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
周先生认同文史不分的传统，强调思维的融会贯通，传统和现代的沟通与结合。对于综合研究的益处，他曾说过：“我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往往连类而及，也相应地读一些史书或哲学著作，这样做，是希望对古代学术能有更完整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是纷糅交错地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若能作综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在探讨问题时往往可以取得触类旁通的良好效应。”
胡小石先生做研究，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这对周先生影响极大，“追求创辟之功，写作论文时，总想发前人未发之覆”，“不管你面对的是老经学还是新经学，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波逐浪，人云亦云，而要独立思考”。
在全面掌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周先生往往有着强烈的还原求真意识、探颐索隐兴趣，因为只有放回到古典思想的整个脉络当中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到古典学的真精神，能于常见资料中发掘出有意义的问题。
比如，曹氏三代都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一般认为这一现象是曹氏家族的非礼妄为，而未挖掘其中的深层含义，周先生撰写《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指出，曹氏这么做，不但有阻止后族干政的目的，还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如此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影响深刻。
关于李白的研究，周先生联系他的家世、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剔骨葬友的奇特行为进行探索，且与其友辈，诸如杜甫等人进行比较，扩及很多层面，诸如宗教信仰、仕宦出处、文艺爱好、民族观念等领域，从多种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发掘李白的文化特征，提出李白为多元文化的结晶之说。
对于学术研究方式问题，周先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并基于研究实践，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对于学术传统，他认为：“清代朴学的兴起，成就巨大，所以能步步深化，靠的就是实事求是，操作规范，从文本出发。”他在研究方式问题上，他曾有意识地谈到——
“我在做研究时，也常是在探究研究中国学问的方式这个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也不能只是将‘中国学问’作为‘西方式研究’的一种取证。我研究唐代小说时，对以西方小说为标准甄别中国古代小说的做法很感困惑，总以为这么做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小说的特征。《文心雕龙》研究的西化痕迹也很重，这在词语、范畴、结构等方面十分明显，我并不排斥西方，我只是觉得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
这就点明了当下某些层面的艰难处境，并直言“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为后来者开拓了无限的发展空间。
古籍整理者应有一种使命感
文献整理对于学术文化的整体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文献学基础一直是南京大学的传统，研究生培养至今仍有讲授《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的传统。周先生传承发展了这一学术传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他无论在整理的观念、态度，还是在整理的路径、方法上，都有足为人们琢磨和取鉴之处。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经多轮评选，最终确定了91种，周先生个人整理或主持整理的有3种，入选数目之多，独一无二。
赵守俨介绍《唐语林校证》时说：“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常常说，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品质，这部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为周先生在日本讲学时带回部分材料，又得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与内地朋友相助，多方搜集，汇集而成，并有引导深入研究的“前言”。许逸民评价：“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学界认为，《册府元龟（校订本）》是一部校勘精审、体例完善、使用便利的整理本，赞誉为“近百年来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该书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目下他们正在筹划进行一次更全面的整理。
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王水照、侯体健评论说：“俗话说‘一人劳而万人逸’，而今新辑《宋人轶事汇编》，传续《唐人轶事汇编》的编撰精神，不但注重材料的丰富性，也兼顾可靠性，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精挑细选，由博返约，展现了一幅姿态万千、骨肉饱满的宋代人物书卷。”
周先生认为，文献整理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因此古籍整理者应有一种使命感，以传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为荣。他在文献整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除上述作品外，还参与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工作，1986年到1992年先后审阅了《列子选译》《龚自珍诗文选译》等17种。
《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历经艰难，作为第一主编，周先生感到责无旁贷，而身荷文化使命需要担当精神。2011年在多方支持下，他毅然决然大力推动，终于在2014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学术界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将全面取代清编《全唐诗》，将唐诗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已近九旬的老人，满怀信心等待着该书近期问世。
王华宝，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文献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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