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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专访二

来自：查字典教育资讯网 2014-12-12

【文章原载于教育部《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10年第2期，作者：周一、熊建辉】

荷花、绿叶与水土：

——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谈高等教育国际与本土化

文/周一熊建辉

国际教育是面向世界的教育

记者：您曾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高校求学，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又长期分管国际教育、政策法规、教育研究等工作，有着极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国际教育管理经验。首先请您谈一谈对国际教育的看法。

章新胜：什么叫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其实，它涉及的面特别广，目前学术界对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国际教育是对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教育的一种简要表述。《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主编胡森认为，国际教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指对教育领域国际问题和跨文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实践领域，它涵盖了旨在促进国际理解的所有教育努力，如学习和掌握外语，增进对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等，以及实施这些教育活动的机构和制度，如与之相关的机构、项目、正规教育或非正规教育的课程等。弗里曼·巴茨（Freeman Butts）在《教育百科全书》中也指出，国际教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本国学校观念与课程的国际化，或称为“世界事务教育”，旨在影响各级学生的知识、价值观和态度；二是某一个国家师生到其他国家教育机构学习或研究，即师生的国际流动或跨国教育交流；三是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卫生、经济、教育机会和民众福利的教育援助。

归纳起来，国际教育可以是师生的国际流动，如来华和出国留学、海外游学和访学等；可以是师资队伍（包括管理队伍）的国际化；可以是教学与课程的国际化，如外语教育、国际理解、跨文化交流、世界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课程；可以是国际联合科研；可以是国际合作办学；可以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学历和学分互认；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教育政策；还可以与比较教育结合在一起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一种研究方向，等等。以上都属于国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仅从某一个方面去理解就可能会失之偏颇。国际教育的核心是瞅准全球趋势，追踪世界前沿，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认可的理念行事，培养出能真正面向世界、具有区域和全球视野以及国际理解和跨文化交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简而言之，国际教育就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教育，一种开放的教育。

中国近代高校颇有国际眼光

记者：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您认为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情况如何？

章新胜：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富强就要办学，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做到“师夷长技”。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产生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浙江大学、东吴大等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纷纷成立。除了由政府办大学，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办了一些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中国一些知名民族企业家、教育家也很有精神，举办了不错的大学，如南开大学；还有一些大学，如沪江大学，不管其水平如何，都反映了中国近代智士仁人的教育救国的理念。当时，很多学校的创办者都很有智识，不少学校都在倡导教育救国，办学也都相当国际化。

以八年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为例。西南联大十分强调课程设置，即先明确受教育者应该学到什么，然后根据这一理念来设置自己的课程体系。我看了西南联大的本科生课程体系之后，对其背后所蕴藏的教育理念十分感叹，难怪其毕业生中会出现像杨振宁、李振道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赵九章、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难怪它在当时被称为亚洲最好的大学。它的课程体系和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课程体系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以人为本的全人发展。

据说哈佛大学的创办人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哈佛最开始效仿的是剑桥大学的体系（如强调以人为本的学院制），然后又学习洪堡大学的做法，最后开创出自己独特的体系。我们现在只重视这些大学的科研体系，而很少注意它们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西方大学育人模式的核心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有人将之翻译成“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博识教育”，但这些译法都不尽如人意，只强调了“博”，没有强调英文原文所包含的“Tolerance”，也就是“兼容并包的”、“汇通百家的”意思。其实，“Liberal Arts Education”有“宽容的、自由的”，“思想解放的、以人为本的”，“注重多样化的、注重因材施教的”等含义，这种教育是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己主动建构适合自己的课程体系的过程，是拓展人心智的教育，它特别注重学术自由，以学生兴趣为导向，培养学生好奇心和批判精神，使学生逐步做到触类旁通。例如，在学生本科阶段，洪堡大学并没有一开始就注重学生技术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而是首先提倡“Liberal Arts Education”，其核心是把一个人当成完整的人来培养和塑造，也就是“全人培养”、“全人发展”，英文称为“Holistic Development”或“As A Whole Person”。这种教育理念同样也体现在西南联大的课程体系中。

所以，我觉得，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家和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与它的人才培养模式、国际视野以及结合中国深厚传统积淀引进先进课程体系的做法分不开。更重要的是，它结合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通过抗日、爱国这样的国情教育来激发人的心智的锻炼，首先拓展学生的心志，使其做到文理兼修；然后开展“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就是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教育；最后，才提倡创新，培养学生成为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有纪律的人，为国家作贡献。所以，西南联大的教育是真正的德、智、体相结合的全人教育的典范，也只有这种教育才能真正培养爱国家、有激情、有热血、有创造力的人才。可以说，西南联大是中国人有能力办成与欧美一流大学相媲美大学的成功实践。

中国高校需要面向世界办学

记者：正如您前面谈到的，中国近代高校办学很有国际眼光。那么，您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这一问题？

章新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院校经历了比较大的变革。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院系大调整。虽然我们当时打破了不少大学原有的综合性体系，但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部分受到了前苏联战时经济等特殊情况以及前苏联援助的156个大项目建设等的影响，离不开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当时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战略。虽然这种做法使大学本科知识有所分离，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做法对我国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及经济体系、完成相对独立的教科文卫体体系的初步布局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由于西方的封锁，我们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被迫关闭，新中国的教育与前苏联、东欧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比较多，学生大部分被派往前苏联和东欧。1950年~1965年，我们共向前苏联、东欧、朝鲜等20几个国家派出了10 698人，其中派往前苏联8 320人，约占派遣留学生总数的78%；同时，出于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我国还向极个别西方国家派出了少量人员学习语言。当然，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从西方回来的留学生，为教育的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大变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世纪之交。这次全国性院系调整热潮按照“共建、调整、合并、合作”的八字方针进行，改变了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提倡公办民办高校共同发展的新体制，建立了一批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为我国的科研和高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培养一大批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智力支撑等奠定了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我国高校发展呈现区域国际化特征，还不能称为全球化教育；而我国高校现在正在实施的国际化战略，其实已经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教育不远了。

1983年，小平同志应北京景山学校之请作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16个字，但所蕴涵的思想却极其丰富。小平同志提出的是“三个面向”，而不是“两个面向”，教育不只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还要面向世界。这在当时非常有远见！那么，他所说的面向世界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绝对不是建国初期那样只面向前苏联和东欧，也不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那样主要派遣留学生到北美、欧洲、日本，而是面向整个世界。当然，除了派遣留学生出国，我们在教育交流与合作，包括联合科研、师资培养以及来华留学生教育等方面，都需要面向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人才、科学技术、学术研究的流动都是全球化的，这是世界潮流。高校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进行人才培养，如果不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考虑，怎么能够创建出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一大批国际化大学呢？怎么能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和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呢？怎么能产生世界一流的成果呢？所以，我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大学的一个方面，而是渗透和服务于教学、科研、校园文化、人才培养、校园规划与建设等各个领域。在21世纪的今天，不谈教育的国际化而闭门造车，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这样做！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的大学，包括高职院校在内，都在制定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我认为高校的规划确实应该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全球的视野中来看。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的发展与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高校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我国GDP中贸易进出口的比重已经由20%上升到40%。事实上，全球化已经本土化了，也就是“Glocalization”（由“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两个单词演化而来，有人将之翻译成“全球本土化“、“球土化”等）。世界上没有哪个跨国公司、没有哪个知名的服务性企业不在中国设立机构或者生产产品。全球本土化在经济和产业界有很多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样，正如美国、欧洲的文化产品，甚至“韩流”都在中国找到了生长的土壤，我们的文化产品也开始走向世界。此外，现在很多本土性和区域性的问题也已经全球化了，如甲型H1N1流感、艾滋病等流行病，以及能源、粮食、气候、环境、反恐等问题。所以，不论是自然学科、社会学科，还是人文领域、艺术领域，国际交流都体现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特色。

在1997年的亚太金融危机中，中国被一下子推到亚洲的中心，在2009年的全球气侯大会中，中国一下子又被推到世界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发展也需要考虑面向世界，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来华留学生培养、校园规划等各个方面，面向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教育是服务于经济社会、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大外交的；教育不能只是紧随其后，而更应先行一步，具有前瞻性。教育能够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未来，今天的情况是昨天教育的结果；今天教什么将成为明天的结果，而明天的中国将更加国际化、全球化。

科研成果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过程中，哪里有其发展的最好土壤，它们就在哪里安家落户。比如，3G手机实验室原来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现在设在中国。为什么它要设在中国？因为中国有7亿手机用户，约有1亿中国用户在用手机上网，而各种媒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将来手机将成为一个集成各种信息资讯的终端，中国的市场也将随之变得越来越大。另外，中国人聪明勤奋，劳动力成本相对一些西方国家也比较低，所以，这个实验室设在中国是最佳选择。不仅科研在呈现全球化，教科文卫体等领域也在日益全球化，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因而人才的培养也要全球化。中国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而我们的人才能不能走向世界？我们的人才怎么走向拉美？怎么走向非洲？怎么走向阿拉伯？怎么走向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这个课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教育面向世界的问题确实很迫切。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要走多样化发展之路

记者：确实，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那么，您认为中国高等院校应该怎样面向世界？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应该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章新胜：第一，这要看我们现在的大学在领导体制、组织制度、机构设置、管理模式、人才培养及教学模式、国际化视野等方面与国际上优秀高校的差距，然后努力缩小差距。这不只是引进几本原版教材、招募几位能用外语开课的教师、开设几门双语课程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问题。当然，教学方法是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要倡导互动、探究的教学方法。

第二，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很多自己的特点，但是在全人发展和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习兴趣等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等各方面实际上更加重视智育，对体育、德育的重视程度并不够。当然，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德育工作，教育部门也非常强调德育工作，但是在家庭中实际上很难做到，现行的应试教育就是一个很大障碍。所以，在如何重视全人发展，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如何培养学生走向社会、关爱社会等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第三，我们不仅要关注“教”和“育”，不仅要重视知识传播，更要重视全人发展，重视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现在过于强调专业界限，把专业分得太细，不仅是“切块”，而且是“切丝”，而很多专业从学科角度来说其实是一个整体。不少发达国家的大学一、二年级不分专业，三年级才分专业；它们不仅重视技术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以及一个人成为国家合格公民、世界合格公民的培养，更重视全人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评估体系需要与国际接轨。国外大学的评估体系很重视同行评估，很重视社会各界人士、第三方及国际人士参与评估。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恐怕难以将“自己来评估自己”的评估体系下的大学称为国际性大学。

第五，在高等院校的整体办学制度上要明确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我国高校在世纪之交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如何保证公办、民办高校，包括优质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形成一个共同发展、相互竞争、互为补充的格局，做到大众化与多样性相结合，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美国高校在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发展出各种类型，有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有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综合型大学和只从事本科教学的学院，在后者中有些教学质量与哈佛、耶鲁不相上下，甚至还要高一些，如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等。此外，美国还有一大批以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为主要任务的社区学院。中国现在的学校，很多都是专要升本、本要升综合、综合要升研究型、师范要转综合。这种纵向性提升、行政性驱动下的高校架构容易导致“千校一面”，无法实现多样化发展。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学校在多样化发展进程中，每一种类型的学校都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都有排头兵，而不是只建设一批世界一流或知名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第六，师资来源国际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在来华留学生越来越多，我们的学校需要广开渠道，吸引更多在世界各国教书的留学人员回来，吸引外国退休的教师来华。如果一所学校的教师以本国甚至本省市、本学校毕业生居多，那么它很难成为一所国际性大学。我们如何能腾出一些位置，吸引那些有教学经验的、在国外担任教师的人才回来，吸引那些在国外跨国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政府及其他社会部门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来做兼职教授，我觉得这是高校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十分关键的一环。如果海外名校的教师能主动来我们的学校做访问学者、访问教授或研究员，并将之作为其职业生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世界主流大学的学生愿意自费来我国高校攻读学位，那么，我们的学校就会成为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

第七，生源国际化也很重要。现在我们面临着极大的机遇，有两个数字就很可喜：一是留学回国人数的增幅高于出国留学人数的增幅；二是来华留学人员的增幅高于出国留学人员的增幅。我国大学，尤其是一些边境省份的大学招收了大量周边国家的留学生，此外还有部分优秀来华留学生进入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南大、南开等国内知名大学就读。现在，来华留学生已超过20万，但我认为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生源国际化对人才培养国际化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大学课堂里，如果本科生中能有3%~5%的国际学生，研究生中能有15%~20%，甚至更高比例的国际学生，人才互动的作用才能凸显出来。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历史、地理背景的学生，其视野和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让他们在一个大的教育环境中互相交流、沟通、合作，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完成学习活动，就有可能培养出国际化人才。而要吸引国际一流学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比如，招考制度要公平、科学，选拔制度要综合考虑一流学生的实际情况；还有财政制度，这涉及校友会的建设，如校友的捐款制度，等等。美国在奖学金、科研经费等方面的竞争性制度，为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实施世界一流教育、开展世界一流科研打开了大门，很值得我们借鉴。合理的招生制度、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制度等是保证国际优秀生源的重要条件。此外，在吸引国际一流学生前来就学以后，我们能否开设好的双语课程，也是保证生源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有多少学校能用英文（且不说用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开设完整的课程？我们的大学在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方面还有很大的潜能可挖，在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统筹规划方面还不够，课程往日还太少且比较分散，不利于整体优势的发挥。当然，我们现在发展的步伐很快，形势很可喜，但确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第八，高校要更好地面向世界，还需要在学分制、必修和选修课程等方面进行改革。学分制涉及学校整个体系的改革，正如窥一斑可以知全貌。我们现在的大学基本上还是实行百分制，还没有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学分制，如平均成绩点数（GPA，Grade Point Average）。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全人发展，对我们现在强调的创新精神培养和品德养成具有积极的意义。在选修课程方面，即便是我国的顶尖大学，这一比重还是较低，大多数学校才占20%左右，而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学的选修课程比重都已超过40%。当然，这涉及人事制度、教师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虽然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不小，但我们蕴藏着未来发展的无限潜能。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分布在德国等欧洲国家，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分布在美国，那么，我坚信，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目标中的第三步，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我国的大学将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任重道远

记者：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我国翻译的国外著作有10多万册，但西方翻译中国的书籍只有1 000册左右。2003年，近80高龄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其著作《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Statecraft：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中，谈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她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前苏联的那种挑战，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她解释道，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力的理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甚至不是电视节目）。结合教育，有人认为，今天谈论教育改革的人，缺少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尊重。您如何看待我国教育改革中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章新胜：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曾多次引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这段话来激励我自己的思考，也与我们的大学校长进行探讨。她说不要担心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她没有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和思想。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走的道路就是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开创出来的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所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就可以引领世界潮流，它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比起西方提出的气候变暖问题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人类在经历了近300万年的原始文明、3 000年的农耕和游牧文明、300年的工业文明之后，到现在已经难以为继，生态文明将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又如，我们所提出的共建和谐世界的理论，无疑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能够起到引领世界潮流作用的。当然，不管是建设生态文明，还是共建和谐世界，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给我们的高校提供了无限发展的空间和生产普世理论的历史性机遇。

确实，我国当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在知识和理论创新等方面、在产生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方面，还远远不能和我国的经济地位相匹配。以国际公认的产生理论和思想的三大引文索引为例：从SCI、EI引文索引的数据看，我们在总量上虽然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影响因子却很低，这说明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原创性还很不够；在SSCI方面，尽管我们研究成果的总数在增长，但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说明我们在提出理论、产生思想，特别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和思想方面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在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同方面还有较大距离。当然，这同时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因此，要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不断创新，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在知识和理论创新等方面加倍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在历史上，中国产生过很多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比如“天人合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而不同”、“治大国若烹小鲜”等思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人李约瑟就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去年先后辞世的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等国内学界大师对此也曾充满忧虑。例如，钱学森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我们现在更多是在诠释西方的理论，在努力争取扩大西方架构下的话语权，而在创新和创造方面还做得很不足。我们能不能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发现和提出具有趋势性、前瞻性、对世界有指导意义的问题，能不能最终产生对世界有影响、有普世价值、并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的思想，是我们的大学和有关研究机构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事实上，我一直在思考张伯苓、蔡元培、竺可桢等先生主张的教育中国化问题。他们努力走中国化道路，既学习西方，又努力做到中西合壁，始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我认为光有“本土情怀”还不够，而应该是“全球化视野，中国化道路”。德国在总结英法经验的基础上走了德国化的道路，美国在吸取欧洲及世界经验的基础上走了美国化的道路。中国也要学习世界上先进国家和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该而且也只能走中国化的道路。国外的教育离不开所在国家的社会制度、宗教、文化、历史、地理背景等。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就好比“荷花”，离不开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等“荷叶”的扶持，更离不开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一“藕根”以及历史和地理背景等水土的滋养。人们往往只重视荷花，却忽视荷叶，更无视藕根及其周围的水土。但其实，荷花虽好，还需要绿叶扶持，更需要水土的滋养。

德国的教育既是国际化的，又是德国化的；美国的教育既是国际化的，又是美国化的。俄罗斯、日本的教育也是如此。它们都是既有国际化视野，又有自己相对独立、完整的教育体系。以具体的大学为例，哈佛大学就是在学习其他大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正如前面谈到的，哈佛曾向欧洲多所大学学习，早在1879年就提出了“Liberal Arts Education”。此后，哈佛大学一直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整自己的课程体系。最近，哈佛又对它的本科课程体系进行了修改，明确了21世纪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受过教育，他们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和能力、具备什么样的情怀、视野和精神状态，等等，并根据这些理念来指导其课程设置。它把国际化和本土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能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我一向反对经济和产业界提与国际一体化，更何况是教育。照搬国外先进经验是不行的，全盘移植只会导致南橘北枳。我们需要对国外的东西进行再过滤，建立自己的标准。本土化就是要消除水土不服的现象。中国的教育自有很深的根基，我国古代的书院、国子监和府学，以及近现代的大学，有不少办得很好，甚至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我们的教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根系发达，而且一直从未中断过。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化的道路。我们的高等院校要有国际化视野，但更要走中国化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文章原载于教育部《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10年第2期，作者：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周一、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