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专访一

【文章原载于教育部《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09年第11期，作者：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周一、熊建辉】

中国留学生的贡献是独特的、杰出的

——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专访一

文/ 周一 熊建辉

编者按：近年来，留学问题备受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了关于留学工作的政策法规，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在关注留学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公民跨出国门接受教育或往返于世界各地从事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工作。留学在促进个人成长、创新能力培养、社会发展、国际理解及世界和谐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国留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带着对我国留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些疑问，我们采访了章新胜同志。在访谈中，章新胜同志结合他个人在国内外丰富的教育经历与管理实践，从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两个方面阐述了他对相关留学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回顾了我国近代以来留学发展演进的历史，指出中国留学生的贡献是独特的、杰出的，提出要用战略眼光看待前进道路中的问题。我们相信，他的观察与思考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看待和评价我国留学生的作用，对于新时期我国留学工作的更好开展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记 者：从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容闳赴美留学至今已有160多年；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留学生派遣工作已有60年。您认为我国近现代留学史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如何评价留学生的贡献？

章新胜：大致来说，中国近现代留学史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100余年，从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到参与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献身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再到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新中国的奠基者，留学生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近现代体系的建立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历时30年，留学生为我国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教科文卫体体系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今已愈30年，我国能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迎头赶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与留学生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分不开。我把独特的贡献放在第一位来说，是因为留学生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700年前，我们的国家很富强，GDP大约占世界总量的1/3；但是到200年前，我们国家的GDP占世界份额降到了不足10%；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大概占3%到5%；现在又恢复到15%左右。从留学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唐代是万国来学，像日本、朝鲜等国当时都是派大量的遣唐使、留学生来华学习。当时也有不少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曾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当直求之。可以说，那时候是世界向中国学习。但是，到了近代，我们国家积贫积弱，因为落后而挨打。所以，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开始向西洋学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又有大批留学生赴东洋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我国近代史上的留学教育由此而诞生了。

容闳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接受西方正规学历教育、拿到海外学位的留学生。他回国后曾四处奔走，最后终于在1872年促成清政府派遣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留美幼童回国后，把西方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带回中国，中国近现代的铁路、邮政、外交事业等几乎都是这一批留学生开拓的。在他们中间，有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有中国电报业、矿业的开山鼻祖，出现了詹天佑这样的铁路工程师，等等。

以洋务运动为例，留学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铁厂，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炼铁厂，其水准和知名度要大大超过日本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最强的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其产品远销欧美，连西方媒体都震惊，而这其中就有留学生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可以说，当时的留学生做到了“师夷长技”。当年李鸿章和曾国藩策划选送幼童出洋这一“千古未有之奇事”时，满怀期望这些学生在掌握西人擅长之技后，可以帮助中国“渐图自强”，可惜因为体制落后等原因，汉冶萍铁厂等一大批民族企业最后被击垮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强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留学事业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等2 500多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留学人员历经重重阻碍，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国高技术领域一些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当时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我国派往前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在学成后全部回国，为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这批人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现在对这批留学生的历史贡献提得还不够。这一点可以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从阿拉伯半岛的土耳其，到北非的埃及，到亚洲的印度，再到拉美的巴西，这些国家都曾沦为过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二、三百年发展相对落后，现在都处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但相比较而言，这些国家不是缺乏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就是缺乏高技术；不是基础设施落后，就是城乡差别过大。它们至今还在为此大吃苦头。

我们也可以从非洲的例子来看。不少在20世纪60、70年代独立和解放的非洲国家纷纷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但受西方控制的世界银行给它们开了一个自由贸易的“良方”，要求完全开放市场，结果非洲国家刚刚兴起的水产品、农产品、棉纺织品、生活用品等民族工业完全被西方击垮，至今还不得不依附于西方。这一点连世界银行后来也承认，非洲国家吃了它的“毒药”。我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主席时就发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教科书，包括中小学教科书在内都要在欧洲印刷，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印刷业。

与这些国家相比，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今天之所以能够强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体系，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而这一切都与留学生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分不开。

记 者：中国真正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您怎么看待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出国留学事业的发展？

章新胜：确实，中国真正波澜壮阔的留学史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留学史上都是翻开了新的一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能够发挥后发优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是与留学生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中国留学发展的历史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办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从此，我国掀起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留学工作的热潮，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扩大派遣留学生也成为中国开放的前奏曲。

关于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公派政策，我又想做个比较。几年前，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主席在安哥拉开会的时候，曾与安哥拉的教育部部长见面。安哥拉因为矿产资源丰富，经济上十分富裕。我问他：“你们大量派遣公派留学生吗？”他说不能，因为怕导致人才外流，所以他们是花重金聘请西方高端人才到国内工作。非洲其他一些国家以及不少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担心过人才外流问题。当时，关于派遣留学生的问题，我国国内也有一些人担心人才外流。小平同志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他还要求：“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由此可见，小平当时加快扩大留学生派遣步伐的急切心情。在历史的抉择面前，中国没有走封闭的道路。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对于开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全局高度，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出国学习的战略决策，从而翻开了新时期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崭新的一页。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这一时期基本没有派遣本科生。但是留学的框架性政策当时已经构建起来，对本科留学、自费留学，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留学等都制定了基本政策。这一时期我国留学政策的特征是“三为主”，即以公派为主、以理工科和语言专业为主、以访问学者为主。

记得1980年9月，我就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留学的。同赴美国的50多位留学生仅有几位被允许学习西方经济管理专业，其他的都以学习自然科学等为主。时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对我们几个赴美学习经济管理的留学生说：“你们几个人是第一批能够来学习西方经济和管理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很不容易，按照当时的思想，自然科学是不分主义的，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怎么能学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管理呢？所以，我对柴大使的话印象很深。小平同志去美国和卡特总统签署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协议的时候，我们第一批留学生已经抵达了华盛顿草坪，欢迎小平同志的到来。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政策是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方针，这也使我国的留学生工作变得更加成熟。这十二字方针，首先是“支持留学”，表明国家支持的态度鲜明，不论什么渠道都支持，还有扶持政策，非常好；其次是政策导向清楚，“鼓励回国”；最后，制度上有保障，是“来去自由”，当时教育部联合公安部等多个部门发文，允许留学生有一个考虑的过程。在当时遇到波折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领导人作出这一决策实在难能可贵，它所折射出来的气度更是了不起。现在越回味，越觉得了不起。如果没有这样成熟、大气、自信和有战略眼光的政策，哪有今天国家的发展？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前人致敬。

此外，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即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样一个跨部门的机构，把国家公派留学集中起来管理，更紧密地配合国家的战略，统一选派人员去国外学习高技术、基础科学，再拓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办法。

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改革开放事业迈向新的历史阶段，世界越发离不开中国，中国也更离不开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经过充分调研、周密计划并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要，我国对出国留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当时的背景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刚过，国际社会“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国内担心留学生读了学位不回国的大有人在。因此，这一时期特别需要自信心和前瞻的眼光，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看待派遣留学生的问题。对此，党中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留学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上任不久就亲切会见了留学回国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刘延东等领导人多次看望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在出访时总会在百忙之中亲切会见在海外的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在剑桥、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并作出一系列指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对促进新时期的留学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阶段，我国出国留学工作有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公派留学的层次由上世纪90年代以派遣访问学者为主提升为派遣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正式注册留学生为主。国家决定优先派遣农、林、水、地、矿、油等发展瓶颈领域及事关国家安全的金融、保险等专业领域的留学生赴国外学习。

其次，更强调对公派和自费留学生一视同仁。2003年，国家正式实施“自费留学生奖励计划”，即在国家财政预算很紧张的情况下挤出一部分经费，尽可能地奖励一部分优秀自费留学生。这一政策反响很大，在留学生群体中也很受欢迎。

再次，更加突出了可持续发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通过与地方联合派遣，帮助西部地区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学习的专业与地方特点紧密结合，学成后更容易回到地方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通过与国有大型企业联合派遣，帮助它们把人才派往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科研机构，解决了这些企业缺乏人才评估系统、缺乏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系渠道以及在这方面派遣经验不足等问题。

最后，实施“三个一流”计划，即配合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选派一流的学生和中青年学者，到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其突破性意义在于，作为国家层次的公派留学，由过去的自找门路或由导师推荐，变为不仅有导师推荐，而且还通过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各个大学等部门来推荐，且派遣人数多，旨在培养高层次、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与未来发展需要的人才，派出规模之大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记 者：当前社会上对留学生低龄化的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章新胜：第一，这是前进中的问题，看待这个问题需要有眼光。

第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护照管理制度以及签证制度改革使普通公民都可以办理护照和签证，一些低龄公民出国留学并不一定以留学为名义。

第三，伴随着中国的经贸和教科文卫体事业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出去旅游、打工，或者从事外交、贸易、科研等领域的工作，这些公民有的会把子女带出去到国外学校就读；而有些没出去的公民，也可能会像过去闯关东那样，因为从众心理跟着一起出去。针对前一种情况，我主张尽快在海外创办一批中国学校，以满足那些在海外任职的家长的需要。

第四，在全球化进程中，英语客观上变成国际上第一大流通语言。有些家长出于让孩子学好英语的目的，把小孩安排在国外学习。但需要指出的是，人的成长是德、智、体三方面发展的过程，读语言学校的小留学生光接受语言教育，发展是很不完全的，很难说他们在德、体等方面能得到全面发展。

第五，现在大家都在追求优质的和多样化的教育资源，讲求因材施教。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后，多样化问题就摆在了面前。有一些人不太适应国内的学校教育，毕竟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公办、民办大学尚处在多样化发展过程中，而海外大学的多样化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能够满足各类学习者的需求。所以，有的公民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就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出国留学。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是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教育的结果。如果孩子很小就离开了父母和其他亲人，他的教育，包括情感上的关怀、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伦理上的认同等都会有很大的缺失。现在有一部分低龄留学生走上歧途，或多或少和他们缺少家庭亲情等情感上的关怀有关。我们主张让孩子在中国至少接受最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最好让他们在成人以前把中国的根扎得深一些，因为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一个人到三四十岁以后，如果他的家庭、民族和国家的根还扎得不深，这边中文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看不好，那边英文的莎士比亚作品也不会欣赏，那么，他的身份认同将是非常痛苦的。

第六，这与个别家长的无知有关。他们对海外院校实际情况的了解并不深入，往往只是道听途说，甚至有些家长还勒紧裤带、借钱让孩子出去读书。其实，海外的院校同样有三六九等之分，既有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世界知名大学；也有一些水平还不如国内大学的院校，甚至还有部分野鸡大学在其中鱼目混珠；加上少数不法海外院校和国内留学中介机构的误导宣传，甚至欺骗，客观上刺激了家长让孩子很小就出国留学。此外，一些海外院校市场化倾向严重，部分国家还将留学生教育当做一项产业来发展，个别受西方发达国家操控的国际组织为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制造理论工具，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留学低龄化趋势。

上面几种情况，加上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当然，成才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尊重一些家长和孩子的慎重选择，但千万不能做草率的决定，也不要盲目随大流，教育部门并没有鼓励小留学生出去的政策，也没有小留学生这种提法。

中国社会正处在空前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很多留学人员认识到，要发展还是回国好。如果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那将是他们更大的损失。新中国的教育已经发展了6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世界上的好大学都在争取中国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高中的优秀毕业生。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在世界上的认可度还是相当高的。此外，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派人到中国学习，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让孩子来中国学习，因为他们看好中国的未来。

记 者：最后请您简要概括一下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

章新胜：我认为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包括体制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是历届领导人、各级机构、各个部门以及广大有识之士不断推动的结果，也是不断征求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意见，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的过程。在近代中国独立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法制、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参与全球化事务的进程中，我国留学生的贡献是独特的、杰出的、不可替代的。

【访谈人物简介】

章新胜，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国家教育政策与法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教育发展研究等工作，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章新胜的受教育经历丰富，先后毕业于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和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院校；1980年作为访问学者由政府选派赴美留学；198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课程结业文凭,后应邀担任该院访问研究员和理事会理事；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获城镇规划设计学硕士学位和“优秀硕士研究生”荣誉；还曾获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自1977年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章新胜先后在市级、省级和中央政府部门任职。1989年至1997年，连续两届当选为苏州市市长。在任期间，苏州市实施以开放带动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迅速，名列全国各大城市前茅；同时为苏州保护历史文化古城的需要而开创了保护古城、开发新区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苏州城区和六县市“一体两翼、四沿展开”的经济产业发展布局；创建了当时知名的中国大型对外合作项目———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并任管委会首届主任兼工委书记以及中新两国政府工作委员会中方主席。1986年至1989年，担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在任期间，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中外旅游企业标准规范及评定办法，该标准沿用至今。

章新胜还有较为丰富的工商企业管理工作经历，曾于1977年起参与我国最早的利用外资项目之一———南京金陵旅游饭店管理集团的创立，并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等职务；此前还在南京无线电厂（熊猫电子集团）当过工人、在总工程师办公室任过职。

章新胜也是一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人士，曾于2005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主席，成为该组织自1946年成立以来，决策和监督机构中首位来自东亚国家的主席，也是第一个在该组织担任最高职务的中国人；2003年至2004年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曾任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孔子学院理事会常务理事，参与设计并创立了中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办学和管理模式。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德、智、体”三育中体育的作用，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大学生的体育交流与合作，曾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并于2003年当选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

【文章原载于教育部《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09年第11期，作者：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周一、熊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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