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上大学就是失败的投资？

教育是人类进步与繁荣昌盛的基石，特别是高等教育，这也许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多年以来唯一能够达成的共识。

但在经济形势不好的状况下，逐渐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堪重负。因此，大刀阔斧地改革高校教育，降低高等教育成本也已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争焦点。希拉里·克林顿、马丁·奥马利、伯尼·桑德斯三位民主党候选人都纷纷提出方案，力求改革助学贷款计划，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

在低迷的全球局势中，高等教育到底能带来怎样的经济价值，拥有大学学历是否还意味着“金饭碗”，《纽约客》作者John Cassidy近日撰文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

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

美国是世界的科技中心，也是顶尖高校的汇聚地。早在1636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立法机关就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高等学府——哈佛学院。从美国内战开始的政府“赠地兴学”，到二战时期通过的《退役军人安置法案》，再到“伟大社会”时代不断扩张的高等教育联邦经费，以及奥巴马总统减少大学费用的一系列举措，教育的力量已经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

但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随着收入增长停滞和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高等教育所存在的经济价值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获得中学以上的学位或证书不再是少数精英人才获得机遇的途径。”美国白宫网站上称，“更确切地说，它是新经济时代求职就业的必要条件。”

有评论员和经济学家表示，高等教育不仅帮助个人获得薪酬更高的工作，而且也提升了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减轻了愈发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在2008年畅销书《教育与技术间的竞争》中，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金和劳伦斯·卡茨指出，技术进步导致对拥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大幅提升，但近几十年，美国教育体系并没能培养出足够的、能够完成高科技经济中所面临的各项挑战的学生。

“不久之前，美国经济飞速增长，工资水平也水涨船高，在此当中教育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他们写道，“现在的挑战是如何激活以教育为基础的职业流动。”

“来自媒体、商界甚至很多政府部门的讯号是，要想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张大学文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彼得·卡佩利在他的新书《上大学是否物超所值？》中写道，“因此，父母在送孩子上大学的问题上也面临更大压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发现这些费用是严重的负担。”

近几十年间，美国的高校学费等费用暴涨，不少大学一年学杂费超过50000美元。卡佩利写道，即便将助学补助考虑进去，“美国学生的花费也是其他国家学生的4倍。”

另一方面，四年制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也在不断增加。2000-2001学年，美国高校本科毕业生近130万人。十年后，这个数字增至愈170万人。美国高中毕业生中约70%都会进入大学，25~34岁的美国人中有一半拥有大学文凭。

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1980年，2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每六人只有一人是大学毕业生。50年前，每十人中甚至都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扩招让高校不断扩张，加设的很多课程都有职业倾向。Cassidy列举道，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本科专业有烘焙科学与管理、野生动物与户外企业管理。他们可以辅修无人机系统或是宠物食品学。在尤蒂卡学院，你可以学习经济犯罪侦查专业。

在逐渐增长的盈利性高校中(这些高校拥有超过10%的学生)，职业型学位已成惯例。德锐大学去年共教授6万名学生，拥有超过75个校区，提供从多媒体设计开发到医疗管理等各种专业。

该大学在网站上自豪地写道：“2013年，德锐大学积极求职就业的副学士和学士学位毕业生中，90%都在毕业半年内找到他们领域的工作。”但Cassidy也表示，虽然乍一听成果令人钦佩，但之后你会意识到，其实很多学生是本来就有工作的在职进修人员。

而且，对于“可以找到他们领域的工作”的描述也比较模糊。“你会基于这种信息就掷骰子，选通信专业吗？”卡佩利写道，也是在这一年，非营利性组织“国家高校与雇主协会”调查发现，通信专业毕业生中仅有6.5%找到本专业的工作。

虽然只拿德锐大学来举例可能有失公允，毕竟该校仍算得上是颇具声誉的营利性教育提供者，但这个案例也阐明了卡佩利的观点：关于高等教育的很多主张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学历是否物有所值

“大学不仅改变了大多数人的一生，而且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大笔投资，这是毋庸置疑的。”卡佩利写道，“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它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对于教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理论是，高校可以教授学生具体的就业技能，学生可藉此找到好工作。经济学家将其称为教育的“人力资本”理论，过去二三十年间，这种理论一直为人们所追捧。

Cassidy解释道，只要你完成两年的副学士学位，你的“人力资本”就要高于高中毕业生；如果你获得了四年制本科文凭，你的“人力资本”就高于社区大学毕业生。这种理论表示，一旦进入劳动力市场，你就会获得更好的职业，薪水高而且前途无量。

当然，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会高，而且“大学学历工资溢价”的趋势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研究数据显示，1970年，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年薪约为60000美元，高中毕业生年薪约为45000美元。2005年，高校毕业生平均年薪增至70000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年收入却略有下降。(所有数据都扣除通胀因素。)

大学学历工资溢价出现在毕业生数大幅提升的时期，这似乎验证了戈尔金和卡茨的理论，技术变革创造了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以及大量的“人力资本”。

然而，Cassidy却指出，在过去十年，这一理论却遭遇多次挑战。如果高校毕业生仍然供不应求，那么他们的工资就应该继续增长。但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没有研究生学历)平均时薪为30.05美元；去年，这一数据为29.55美元。

其他调查结果的数据则显示，薪酬下降其实严重得多。“2001年和2013年间，学士学位毕业生平均工资下降了10.3%，副学士学位毕业生平均工资下降了11.1%。”纽约联储研究显示。薪酬降低最严重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而且，失业率也在一直上升。2007年，5.5%的2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如今，这个数据已经接近9%。如果拥有大学文凭意味着大量的工作和稳步增长的薪水，那么，这个教育系统失效已久。

虽然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仍旧优于非毕业生，有些研究显示，收入差距已经停止增大。人们需要对数据进行仔细剖析，近期几乎所有的工资增长都来自于研究生毕业生。“四年制学历溢价在过去十年保持平稳。”克利夫兰联储报告显示。这个数据最初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不是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大幅增长，而是非毕业生的收入有所下降。

Cassidy在文中写道，很多学生与家长愿意花钱上大学，是因为他们害怕坠入低薪酬经济的深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高等教育的投资是否物有所值？一种方式就是将大学学历看作一只股票或债券，并将获取学历的成本与此后产生的累计收益(这种收益是计算与无学历者收入相比多出的差额)进行对比。

几年前，研究机构PayScale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扣除通胀因素后的高等教育平均收益约为7%，略低于股票市场的历史回报率。此外，卡佩利也例证了汉密尔顿项目得出的更高的数据，15%，但这是假设所有大学毕业生都在四年内毕业等。

这些研究往往发现，拥有大学学历的经济利益要远远大于成本。但卡佩利指出，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平均数据可能意义不大，因为各学校间存在巨大差异。

他引用了2012年PayScale为《商业周刊》开展的调研，结果显示，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和哈维姆德学院的毕业生年收益率超过10%。他们也发现，约有200多所高校的毕业生平均收入无法完全弥补付出的教育成本。

“大学学历的回报率中最重大的消息，就是各个高校之间难以置信的差距。”卡佩利写道，“如果你看一下读大学所花费成本的实际收益，经过认真分析会发现，其实很多高校的收益率实际上是负数，几乎是每四所大学中就有一所是这种情况。不可思议的是，学校似乎没有为学生的市场价值做一点贡献。”

莫让教育变成军备竞赛

那么对学生和用人单位来说，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人力资本理论风靡之前，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高等教育起到的是过滤作用，是一种筛选工具，它根据资质对人群进行分类，并将这种信息传递给用人单位。通过完成四年学业，学生可以向潜在雇主证明，他们具有某种程度的认知能力，能够完成岗位任务并能进行团队协作。但是大学教育并不一定会向学生灌输用人单位所需的具体的工作技能，或让学生更加高效。

Cassidy指出，如果你选择相信这种理论，就不应该认为说服所有人都去读大学是件好事。如果所有人都有大学文凭，那么即便有了学位也不会使你与众不同。那么，为了获得想要的工作，你就需要去读更好(更贵)的大学，或获得更高的学位。

“教育变成了军备竞赛，而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军火制造商——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大学和学院。”Cassidy在文中指出，筛选模型如今并不吃香，部分是由于这种理论认为教育无法提高生产率，有些违反常情。但的确有证据支持阿罗的理论。

近年来，尽管工作岗位的需求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越来越多的岗位入职条件要求拥有大学学历。有些护理岗位就位列其中，其中还包括行政秘书、销售人员、分销经理等。有研究显示，只有20%的行政助理和保险理赔员有大学学历，但该领域中超过45%的空缺职位却要求求职者有大学学历。“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可能把学士学位作为广泛的招聘筛选，这种筛选可能会符合工作需要的具体能力，也可能不会。”研究总结道。

名校毕业生比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收入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因为哈佛或普林斯顿对学生的技能培养更有效，还是因为用人单位相信他们最起码能招到更有天赋的学生？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劳伦·里维拉的实验显著表明，答案是后者。她采访了投行、律所和管理咨询公司的100多名招聘负责人，发现他们几乎只从顶尖大学中招聘人才，直接忽略掉大多数其他申请人。招聘人员并不注重成绩和专业。“顶尖的用人单位并不注重教育的内容，而是声望。”她总结道。

如果高等教育的主要作用是一种分选机制，那么也可以解释另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很多大学毕业生选择的工作其实不需要学历也可以完成。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每个人都认识某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却在酒吧工作，或是选择平凡的文职工作，因为他或她找不到更好的选择。经济萧条及其余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也存在着深层次的、更持久的问题。

在戈尔金和卡茨的理论中提到，技术变革催生了对受过高等教育、高技术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自2000年开始，高技术水平的高薪工作不知为何越来越少，速度显著放缓。为此，加拿大经济学家保罗·博德利、戴维·格林和本杰明·桑德将美国的劳动者分为100种职业，对他们的平均工资进行排序，并观察每种岗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有所下降，低收入岗位的工作显著增多。“高技术人才顺着职业阶梯下移，找到的工作往往是此前由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者来做的工作。”他们总结道，因此“让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者顺着职业阶梯继续下移”。

渐渐地，大学毕业生也出现在原本不曾参与的就业竞争中。正如博德利、格林和桑德三人所说，“有一个学士学位不再只是为了获得高薪的管理和技术岗位，而越来越多的是在咖啡厅或文职工作中打败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工作者。”

即便是曾获得诸多官方鼓励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毕业生，也难以找到自己喜爱的工作。卡佩利的报告显示，近期以来，只有1/5的STEM毕业生找到的工作可以用得上之前的专业知识。“最近毕业的学生清晰地证明，整体来讲并不缺乏STEM学科的毕业生。”他说。

理性对待学历效应

高等教育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步？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Cassidy在文中提出了两种理论。一个理论是企业为削减成本已经精简了工厂的工人队伍和日常办公岗位，现在企业又将目光瞄准监管人员、经理和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

另一个理论是，技术变革对高技术人才偏爱已久，现在反过来将矛头对准他们。随着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可以执行此前由大学生操作的任务，例如趋势分析、翻译外文文件、报税等等。

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麻省理工教授艾瑞克·布伦乔尔森和安德鲁·迈克菲描绘了一种新的情景，在未来计算机将会代替医生、律师及很多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他们写道：“随着数字劳动的普及、能干和强大，企业将越来越不愿意支付人们能够接受的薪资，这种薪水能让他们维持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平。”

卡佩利强调企业雇佣模式的变革。过去，财富500强企业如通用汽车、花旗集团和IBM会雇用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并为他们在企业的终身服务进行培训。但是现在企业却减少了教育和培训投入，如果一份专门的工作需要用人，他们不会选择内部提拔或调动，而是直接从外界招聘新人。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已经不再是企业的担忧。

“现在，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与离开学校多年的求职者是一样的，那就是职业技能和直接就能做出贡献的能力。”卡佩利写道，“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想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挑战如此之大。”

获得职业型学位或证书，是很多学生让自己更具吸引力的一种策略。乍看起来，这种选择似乎非常明智。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放射技师，为什么不去大学读放射专业？如果你想要开烘焙店，为什么不申请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烘焙科学专业？

但是，选择过于“精专”的学位也充满风险。“如果在你毕业那年恰巧赌博风行，赌场喜欢你的赌场管理专业，你可能就赌赢了。”卡佩利写道，“但如果在你毕业那年他们不招聘，那么你拿着这张文凭可能更难在其他地方找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因为它就只吸引那一批招聘人员。”

在“.com时代”，计算机学和信息技术专业的注册人数暴增。但在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后，这些毕业生很多都难以找到工作。“那些表示自己需要工程师或IT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并没有承诺在他们四年后毕业时还会雇他们。”卡佩利写道，“因为有人相信卫生保健当前需求量大而让孩子选择这个行业，并不能确保他们都能找到工作，即便他们能找到工作，这些工作也未必有当前在这个领域的工作者要好。”

那么，何为解决之道？

有些人认为，在线学习为寄宿制大学教育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选择。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提出要免除公立大学的学费，征用金融交易税作为高等教育经费。克林顿和奥马利则提出要增加联邦政府对州立大学的支持，降低助学贷款利率，并提出高校降低费用的激励政策。

此外，也有人希望引导更多的学生和资源转入费用更低的两年制社区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奥巴马总统最近更是呼吁，确保社区大学为所有合格的高校毕业生留有位置并免除学费。这种政策将会改变近代史。

在新书《在实践中学习：创新、工资和财富之间的真正联系》中，科技型创业者、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师詹姆斯·贝森指出，“过去十年的政策走向是，饿死社区大学来养活四年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私立大学。”

差距有如云泥之别。经俄亥俄大学经济学教师理查德·维德计算，2010年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捐款近150亿美元，每名学生获得的州和联邦政府福利达50000美元，而附近新泽西学院的学生人均福利才只有2000美元。

“当然，奖励卓越并支持重大科学研究有其必要性，但25:1的政府支持差距是否真的合情合理？”Cassidy反问道。

无论人力资本理论或信号理论的对错，可能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够增加社会流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近期的研究显示，收入分配最贫困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出生的儿童如果获得大学文凭，那么他们成为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机率就会增加6倍。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上大学的机会可以更好地确保人尽其才。(当然，如果大学入学几乎普及，那么大学文凭对用人单位的吸引力也会减弱。)

但是，提升毕业生的数量似乎无法逆转高薪岗位的整体下降，而且也无法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与两位同事在近期的模拟分析结果中所显示的，即便我们能够魔幻般地激发所有正值工作年龄但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男性中十分之一去攻读大学学历，我们也无法改变站在收入分配金字塔尖上的总裁和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集中现象。

Cassidy理性地指出：“更加现实地看待大学文凭的作用，会帮助家庭和政治家做出更好的选择。”这让我们更加欣赏传统通识教育的实际价值，而不是将所有问题都归纳为经济损益分析。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理念不是说通识教育的学位会有更大的经济回报。”卡佩利写道，“而是说即便非常实际、基于就业的学位也无法确保回报，但这已经是这种学位所承诺的一切。对于通识教育来说，它的要求有所不同而且似乎更加准确，它将会丰富你的生活，提供的课程延伸到任何一种工作之外。而这种理念有着数百年的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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