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办评分离中,重庆市教育评估院独立研发工具,独立实施评估——
体制内“第三方”凭什么突围
一条具有体制内身份的“鲇鱼”,正在搅动重庆市的教育生态。
近年来,重庆市一直在谋求实现教育事业的管办评分离——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其中,政府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成立第三方评估机构——重庆市教育评估院。2009年8月,在该院成立仪式上,重庆市领导这样描述其意义:“这是构建现代化教育管理体制,完善教育事业管办评分离的重要一步。”
曾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府部门,如今减掉了本不该由自己承受的负担,而且经过专业人员的评估,工作成效更为细致、精确。“想检验工作成效,就委托评估院进行评估”,已经成为政府部门的自然思路。
专业技术,第三方的立足之本
“你要追求第三方的专业声誉,就必须要在评估技术上追求卓越”
虽然是“第三方”,但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却有着重庆教委直属事业单位的身份,这让外界颇生疑虑。
事实上,评估院成立之初,连本院职工对此也有担忧:“这样的组织架构,‘管’和‘评’真的分得开吗?”不仅如此,在该院创立之初,各级教委的业务部门对其看法也不一。各部门当时分化为三种态度:一是积极支持;二是观望,等着看评估院能干成什么样;三是反对,认为评估院抢了处室的饭碗。
面对内外部的怀疑,评估院院长龚春燕对职工们说,不要过多考虑“身份”,也不要过多在意外界的目光,“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部门,而是一个学术组织,有学术队伍的操守;坚持专业化方向,是我们真正成为第三方评价机构的根本”。
然而,评估院成立之初,专业力量并不充足。2010年,评估院接受重庆市教委委托进行全市首次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时,监测工具都是从外地高校“借”来的;负责监测组织实施工作的专家,也是外面请来的。就这样,还是出现了差错。由于系统上线前没有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上线当天,系统就因访问量过大而崩溃。
搞评估,还是要有自己的监测工具。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研发团队逐步学会双向细目表设计、具体试题编制等方法,研发出24套数学和语文学科监测工具。此后两年,评估院陆续编制出学生问卷、校长问卷、学科教师问卷等多套监测工具,建立了包含学生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较为完善的监测指标体系。
2013年10月25日,重庆市实施第二次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这次评估院所用的监测工具和指标体系,已经全部是浓浓的“重庆味道”了。
历经几年摸索,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在数据采集和利用上已经有了成熟的技术模块,包括建立信息化监测评价平台、研发数据分析软件平台、构建科学的监测工具库等。该院搭建的重庆市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系统运行至今,已为重庆市教委提供了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报告40余份、区县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报告200余份。重庆市教委依据这些报告,出台10余个教育行政决策文件,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改革课程设置。
据统计,在重庆市教育评估院成立以来的6年里,针对各类不同评估,该院共研发出监测体系、问卷近60套,构建起了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多层次评价体系。
由重庆市教育评估院研发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模型”,已被采纳为国家衡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指标,正在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认定中得到推广应用。
评估院基础教育评估所的熊知深以前做过校长,做过区教研室主任。工作几年后,熊知深觉得评估院更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追求经济效益,也不会向着行政部门说话,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完善模型,怎么确定数据搜集范围,然后研制各种评估工具。
“一个项目做不好,受到领导批评倒是其次,一想到自己的评估结论要影响到重庆市那么多老师和学生,压力就很大。”熊知深说。
专业报告,第三方的力量之源
“这下,他们说楼盖好了,那就是真的盖好了”
对评估院的专业力量,重庆市教委财务处处长刘宏伟深有感触。
以往,由财务处组织的针对某项目进行的评估,各区县递交上来的报告千篇一律:本区县至今完成总投资×××万元,改造学校×××所,总面积×××平方米,运动场地×××平方米……
这被称作“结果性评估”。“这样的评估其实实际意义有限。”刘宏伟说,“比如对设备采购,我们一是想知道经费使用情况;二是想知道采购过程是不是规范,产品的质量怎么样;第三就是想知道设备采购以后是不是真正发挥了作用。”
刘宏伟所说的内容其实就是“过程性评估”。但是,要行政处室进行这样的评估,又是勉为其难。就算有的处室有这方面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和时间开展工作。像这次重庆市刚刚完成的“全面改薄”评估,评估院用了5个月时间去做这一件事。这对政府部门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而“过程性评估”对评估院来说,则是驾轻就熟的操作,依此得出的评估报告,也更能精准地指向问题所在。
以往,有的区县教育资金投入存在拖延情况,虽然年终数据显示该年度教育投入完成目标,但事实上,资金可能只在最近才到位,这其实影响了一年的工作。评估院采取了按月评估方式,财政拨款当月没有到位,下个月的评估报告就有所反映,将引起上级政府部门的注意。在这样的推动下,各区县拨付教育资金的及时性得到保障,以往最容易出现的拖欠工程款现象也少有发生。
梁平县教委服务中心副主任石世维见惯了以往的评估总结,“竣工多少平方米,解决多少间功能性教室”,这些泛泛总结的数据最后交到他手里,代表“楼盖好了”。对此,他虽心有疑虑,但也没有办法去验证。
但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市“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评估中,他清晰地看到每个细枝末节:消防设施有没有问题,校舍楼梯改造是否合格,室内采光是否达到标准,厕所蹲位改造情况如何……一项项细目,把新建的教学楼从上到下梳理了一遍。
看到这样的报告,石世维心里踏实了。他觉得,“这下,他们说楼盖好了,那就是真的盖好了”。
专业价值,第三方的意义所在
“如果存在行政力量的干扰,那么评估就失去意义了”
为了更好地发挥评估院的作用,重庆市教委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市教委把各处室的职能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凡是涉及评估的,一律刷掉,并先后下发3个文件,明确由评估院承担评估工作。此后,市教委又实行权力“清单管理”,建立完善行政机关“正面”权力清单和学校“负面”清单,评估院则建立“任务”清单,进一步完善管、办、评分离制度。
正如外界担心的那样,评估院也曾遇到体制内身份带来的障碍。在一些评估的实施过程中,也曾有人前来“打招呼”。
在评估院发布重庆市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报告时,“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区排名靠后。消息一出,区领导很着急,龚春燕说,数据就是这样,你们要自己找问题所在。
“我们不管你这个区产值高不高,还是有市常委在那里任职。任何人都不能篡改数据,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用数据说话。”这是龚春燕对评估工作画的一条底线。
评估院成立时,立下院训“尺正明信”。评估院声誉渐起之后,很多社会机构及教育评估公司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某公司老总看中评估院的品牌价值,找评估院办公室主任胡方商谈,胡方说,合作可以,但是一定要严格按照事实,实事求是搞评估。
老总犹豫片刻说:“胡主任,我们是公司,还要生存,有时候也得说付钱方想听的话。”
这件事让胡方开始思考,评估院财政供养的体制内身份,反而有可能成为一个优势。“我们不需要为生存发愁,这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空间去做应该做的事。”胡方说,“而且,我们可以和学校很紧密地配合,获取一些核心数据,但社会机构却未必有这样的渠道。”
“社会力量不见得能与决策者的利益剥离开,而体制内的评估者也可视为立场中立。”长期研究智库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认为,尽管体制外的第三方能尽量保证其独立性,但是其评估的质量也有待检验。
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说:“市教委设立评估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促进工作。我们接受各种评估监测,就是为了给工作提供导向,如果存在行政力量的干扰或者评估水平不专业,那么评估就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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