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考学生家长最纠结的事看“教育均衡发展”

对于初三年级的学生来说，现在已进入明年中考的备战阶段。九年义务教育即将结束，学习生活面临重要考验。虽然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８６．５％，但是由于“普高”与“中职”比重不均衡以及评价指标单一等原因，家长们对于孩子能否考入重点高中依然放心不下，而是早早陷于纠结当中。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这些要求关系到广大学生与家长的切身利益。落实这一精神有待于转变观念，深化教育改革。

上千万中学生，不能走一条道

在许多学生家长看来，孩子考上重点高中、名牌大学不仅是理想的求学之路，甚至成为唯一的选择。即便是成绩不太拔尖的初中毕业生，也要硬着头皮走上高考之路。

北京王女士孩子刚上初中，她对中考却已经未雨绸缪。“一对一的家教一小时费用两百多，虽然有些花费不起，还是咬着牙坚持。”她说，担心孩子考不上好高中，今后考不上好大学。

在一家中考交流论坛上，有家长匿名向网友求助。“每次考完试，孩子就一遍遍问‘妈妈，要是我考不上怎么办啊？本来很有自信的孩子，自从目标设定一所重点高中，已变得极度不自信。”她写道，十二三岁的豆蔻年华，孩子却一副忧郁的眼神，真不知该怎么面对她，请大家帮我。

沈阳初三学生王琪的父亲说，孩子考上重点高中比较悬，因此一家人都很焦虑。“作为普通工薪家庭，我们没能力每年花十几万送孩子出国，也没有艺术、体育这方面发展的门路。所以只能靠孩子拼成绩，通过考上重点高中和好大学谋未来，根本不敢尝试别的路径。”他说。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现在的基础教育是面向升学的，所以一些学生在考取高中无望时就产生厌倦情绪，这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应该有升学、进城打工、建设新农村三条教育的道路，不能全走一条道。

社会转型时期，许多观念要变

记者采访了解到，将中考视作“人生分水岭”的家长不是少数。尽管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很多学校都在分。而且在一些学生家长眼中，能否顺利考上“重点高中”是评判孩子是否有出息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评价体系有待转变。在上海从事猎头工作的沙女士说，如今招聘“看出身”已经浸透在各行各业，在一些国家事业单位的招聘启事中，也明确要求重点大学毕业生。

沈阳市浑南一中初三年级主任孙振先老师说，“这一代父母经历了社会快速发展阶段，一些家长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功利化，非常务实。有的孩子不适合上高中，即便上了重点高中，学业、心理都压力很大，未必有利于未来发展，但家长还是要求孩子力争。”

职业教育观念有待转变。在北京一家美容院工作的小倩是山西临汾人，初中毕业后先后在太原、天津、北京的美容院打工。“刚毕业时在一家民办教育机构学习中医推拿，一年学费上万元。后来发现在美容院打工根本不需要有关学历或证书，于是上了半年就辍学打工。”

就学观念有待转变。襄阳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在市区一所中职（兼办高中）就读。开学后发现，有些学生虽然学籍在中职部，人却在普通高考班就读，希望三年后参加普通高考。“孩子中考分数这么低，参加高考希望渺茫。”李女士很是纠结。考虑再三，她认为中职班大多是低分生，担心孩子会沾染上坏毛病。于是，她也把孩子转到了普通高考班。

在北京，由于城区报考人数较少，职业学校正在向郊区县转移。北京市教委９月出台调整职业教育规模意见表明，到２０２０年，北京现有的１１６所中职校将缩减至６０所，未来选择中职的机会会更少。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说，学校教育要引导社会民众的观念转变，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社会上错误的看法。家长与学校应该准确定位，不要“为了面子，伤了骨子”。

从就学到就业，提供多元选择

如何进行高中阶段的教育选择？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等专家认为，大多数国家在高中阶段都要经过挑选分流，学生家长会根据孩子特长和兴趣进行取舍。我国不少学生家长把中考当成孩子是否能成才的关键点，这是社会评价对孩子发展预期的一种扭曲。

严诚忠说，以英国为例，初中毕业可以选择将来接受高等教育的Ａ等级，也可以选择完成中学阶段学习的Ｏ等级教育，人数基本是一半对一半。“我和我的女儿都是博士，但是外孙的初中学业不理想，在应试中屡屡遭受挫折，上了职校后，重新收获了快乐和信心。”他说。

“家长们总是希望孩子读高中，升大学，似乎这样才有面子，才有尊严，归根到底这是一种虚荣心。”范先佐说，职高和中职，本质是职业教育，强调升学，不仅不切实际，还会误入歧途，造成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社会浪费。

沈阳市造币厂２４岁的钳工张文良说：“我虽然毕业于职业院校，但操作能力、理解能力比很多大学毕业生都要强，所以并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张文良希望，政府和社会彻底消除职校毕业生在待遇、职称、职务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性歧视，让职校生和本科生有同台竞争的机会。

专家呼吁，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不仅需要科技人才，而且缺乏“能工巧匠”。要让更多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取决于我们配套的政策，特别是教育以外的政策。当“能工巧匠”在一个国家地位较高时，自然有更多人选择经过职业教育的培训，成长为高素质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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