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署名之惑暴露导师制之困

作为一位导师，你发现学生主动在他即将发表的论文上署了你的大名，而你对这篇论文本身却没有多大贡献，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作为一个博士生，你辛辛苦苦花了两年时间独立写了一篇自认为很不错的论文，发电子邮件给导师请求指正，而导师发回来时你却发现论文上面多了他的名字，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最近，多家媒体转载了一篇题为“当你发现你发表的论文署名上多了导师的名字”的文章，揭示了当下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微妙乃至尴尬的关系。文章把主要责任推给导师，因为导师在师生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其实并不尽然。比如，有学生主动把导师名字署上，是希望增加文章分量，提高投稿命中率。有的导师甚至不愿在文章上署名，但学生一再要求。应当说，当下导师和学生的尴尬关系，责任并不仅仅在导师，而在于当前整体的学术和教育环境。因为没有健全的学术同行评价机制和真正的导师制，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有所异化。

近年来，舆论对导师批评最多的是“老板”的称谓，说导师变为“老板”，学生则成为“打工仔”。很多人为此大谈师德，希望导师有高尚的德行，一心为学生成长，不要有功利之心，甚至呼唤导师和学生之间有“情同父子”的深情。

在笔者看来，不论是“老板与打工仔”，还是“父与子”，都不是健康的现代师生关系。大学导师制的重要价值是，一名教师用其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比如导师通过和学生的共同学习、研究，传承学术精神，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同时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很显然，署名的规范就是很重要的学术规范。前不久，针对我国学者屡遭国际学术期刊撤稿的问题，中国科协提出“五不”准则，其中明确提到“论文署名的每一位作者都必须对论文有实质性的学术贡献，坚决抵制无实质性学术贡献者在论文上署名”。应该说，这是学术规范常识，导师们都明白，可为何还是会出现一些乱象呢？

必须承认，在我国目前的学术和教育环境中，导师价值的实现困难不少。导师没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连博士招生，不少导师都没有多大自主权，而是学校先统一举行入学测试，再由导师面试招生；而硕士研究生招生过程中，统一笔试成绩在招生中占最主要因素。在具体培养过程中，导师的自主权也有限。很多人质疑，硕博研究生在求学期间要撰写、发表多少核心期刊论文的规定，是“老板”要求的。其实，这往往是学校的规定，很多导师对此也很无奈。有的导师为了让学生按时毕业，甚至不得不出面请托相关期刊帮忙发表学生的文章。

不仅对学生培养没有多大自主权，导师们自己也在考核评价体系的要求之下，四处奔忙。有学生说在为导师打工，可导师又在为谁打工呢？他们每年必须完成规定的论文、课题、经费指标，否则，来年还有无导师资格都是未知数。如此一来，还有多少导师能从容地对待科研、对待教学？于是，好一点的导师会考虑到学生攻读学位的不易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给学生布置适当的课题任务，并给予较为充足的生活资助；而有的导师则把学生真当成了“打工仔”，布置学生与攻读学位无关的任务，个别人甚至还想方设法阻止学生顺利毕业。而令学生们无奈的是，即便对导师不满，他们也很难更换导师，国内高校虽然允许学生换导师，但是相关的机制并不健全，可操作性较低。

笔者以为，要让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健康，必须让导师制健全起来。这就要给导师更大的自主权，并改革教育与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不能让教师围着功利的指标进行科研、教学。当教师能拥有招生、培养、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在配置学术和教育资源时拥有话语权，那么教师就会更有教育尊严和学术尊严，从而用声誉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负责，对学生培养负责。如此，将有助于学术规范常识在大学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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