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就乡村教育调研时发现,在中、西部交界的山区,悄然出现“四周崛起,中间凹陷”的教育“天井县”,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人口基数大、密度高、长期相对缺乏关注的中部地区,在东部资源汇集、西部政策利好的现状下,是否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的“洼地”?
20米小桥,划出农村教育贫富差
从长沙驱车7小时,穿过数座大山,才能到达位于湖南西南角的国家级贫困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地处武陵山、雪峰山两大山脉之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也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通道县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份交界区域,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贵州黎平县接壤。作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通道县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牙屯堡中学,位于湘、桂、黔交界的核心区域,是通道县牙屯堡镇唯一一所乡村中学,有初中3个年级,708名学生中,汉族学生仅30余人,绝大多数是侗族,还有少部分苗族。
从牙屯堡中学坐车到通道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离贵州林溪中学仅40分钟车程。尽管“比邻而居”,但与三江县、龙胜县、黎平县相比,不少方面差别很大。
以教师待遇为例,牙屯堡中学的教师平均薪资在每月2100元左右,用校长吴必钢的话说,“两千元工资,如果只在乡下住着不进城,还可以维持,但是不敢生病,病不起。”而在相邻各县,教师平均薪资水平至少高出千余元。
全国人大代表、通道县一完小校长蒙兰凤向记者举例:三江县沙宜村和通道县甘溪村相邻,两村之间架了一座不到20米的小桥,“桥东头和桥西头的两所学校,老师工资差了一大截”。
除教师待遇外,学生资助、补助情况也有较大差距。吴必钢说,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住侗寨,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属于侗寨里面比较穷的家庭,勉强维持生活”。但国家财政发放的每年1250元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学校只有40%的学生可以申领。
“真正需要这笔资助费用的学生比例在80%到90%,所以只能‘轮流坐庄’,除了特别困难的,其余名额只能今年给你明年给我。”而据通道县提供的材料,在属于其他省份的相邻地区,这一项补助的覆盖比例是100%。
另一项“差别政策”是学生营养餐。“有家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学资源,背着铺盖带着家当从大山里出来,把孩子送来县城读书。”蒙兰凤告诉记者,学生营养餐补助计划,通道县仅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享受,而且广西等一些地区,这一补助是城市农村全覆盖。
“通道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大农村,在县城学校上学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却享受不到营养餐。”蒙兰凤说。
一线之差天壤之别 政策不均造就教育“天井县”
“政策阳光能不能更多照耀我们?”蒙兰凤、吴必钢等基层教育工作者不明白,“明明是紧紧挨着、‘山同脉、水同源、人同俗’的相邻县,为什么通道却成了被裹在中间的一个教育‘天井’,各种资源都是‘凹陷’的?”
湖南通道县、广西三江县和龙胜县、贵州黎平县基本县情接近,皆以侗族为主,均属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地区。广西、贵州的三个县呈U字形环绕在通道县的东、西、南方向。截至2012年,通道县侗族人口比例最高。
通道县提供数据称,2012年该县GDP总量在四县处于末位,比其他三县均少1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上,2012年其总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都处于末位。
记者了解到,尽管经济状况处于末位,但由于通道县没有被列入西部大开发等多项政策倾斜扶持范围,因此在扶持政策上与周边不少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教育领域尤其明显。
通道县教育局计财股股长莫政林介绍,武陵山片区农村中小学教师享受津贴,在湘西自治州这份津贴由省财政全额承担,而在通道县,省财政补助60%,县财政需配套40%。“上级政策要求教育配套资金比较多,2014年通道县本级财政配套906.1万元,仅这一项就占县本级财政收入的5%。”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目前湖南乡村教师人均月收入2483元,待遇低导致偏远乡村学校的教师流失严重,“贵州省的乡村教师待遇远高于湖南,湘黔交界处的怀化市等地,不少教师向贵州省所辖的附近学校流动。”
莫政林说,在学生补助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面存在较大差异。广西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国家级扶贫县补助面100%,而通道县仅40%。2013年,通道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有7747人,但得到补助仅4471人。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面和县财政配套同样存在差异,莫政林说,广西上述县补助面40%,且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8:2分担,而通道县仅补助30%,且分担比例为6:4。
事实上,通道县因受地域制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很多。如果依据城乡低保家庭幼儿、孤残幼儿、烈士等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幼儿、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幼儿等标准计算,通道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占比达57%。
另一个数据,或可侧面说明贫困生补助比例的不均衡: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截至2012年,通道县处于末位,比三江县、龙胜县和黎平县分别低1130元、906元、853元。
教育“洼地”:“不东不西”的尴尬
教育“天井县”湖南通道,是中部地区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中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是否呈现出“不东不西”的尴尬现状?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眼里,答案是肯定的。他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例告诉记者,西部经费是中央和地方财政8:2解决,而在中部这一比例是6:4。“这种划分,是由行政区划来硬性划分的,一部分中部地区经费甚至比西部还紧张。洼地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2012年东、中、西部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9603元、4166元和6061元,中部地区仅为东部、西部地区的43.26%和68.73%;人均教育财政支出方面,2012年中、东、西部地区分别约为900元、1600元和1300元,中部同样处于末位。
资源差距和政策倾斜的效果开始显现: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增长速度落后于西部,中部地区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洼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4年3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国31个省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和2010年186个区县校级调查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小学和初中均衡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增幅均低于东、西部。
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则显示,中部地区教育行业年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也落后于东部地区和部分西部省份。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中部地区教育投入逐年加大。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
然而,与中部“掉队”的现状相比,任务仍然艰巨。
对此,储朝晖建议,破题“中部新洼地”的整体思路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硬性的宏观区域划分,转化成对个体的关照。”实际操作中,他建议将行政区划进行细化,考虑到同省不同区县等具体情况。“对地区经济能力、发展现状的评估要更科学全面,多维度进行。”
还有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扩大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补偿性政策覆盖范围,形成向中部倾斜的政策体系。例如,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政策;中央财政予以中部农村义务教育以重点支持,并适当降低地方政府配套比例;中部地区农村教师地方津补贴和“三险一金”实施中央专项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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