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荡：“文革”期间农村教育的演变与兴废

研究“文革”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出发点说，尽管“文革”名以上是文化领域的事件，并再教育领域首先发起，但实质上是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关系到如何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结果分析，“史无前例”的文革”不仅对教育事业，而且对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严重的摧残，其中教育领域是“文革”的“重灾区”。但单纯从农村教育说，“文革”十年又是农村教育普及发展比较快的十年，虽然有人用了“盲目发展普通中小学”的提法。所以，农村教育重油更复杂的问题值得研究，而不是仅仅一句“灾难深重的十年”就能解释清楚的。

首先，“文革”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是不胜枚举，我们在这里不作重点讨论，但无可否认的是，“文革”的出发点是为了打破原有的管理体制，创造一种新制度，用来减少“三大差别”尤其是减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比，而通过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锻炼出来的青年才是可靠的，才能“反修防修”。所以“破”与“立”成为“文革”中的常用术语，传统的一切都被视作“四旧”而扫地出门”，这种极端的做法固然应当彻底否定，但从其出发点上说，毛泽东并不真正想把中国的教育搞乱，而是想探索一条心的改革直路。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文革”对农村的冲击最轻，也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在农村普及教育那么感兴趣，并能理解为什么费正清说：“不管毛泽东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非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其次，文革”对农村教育的摧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一定时期内停止了高考，阻滞了学生求学上进的希望。新中国建立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就拉开了，而且越来越大，农村人口进人城市就业只有三条路：招工，参军后转干，考学并由国家分配工作。参军显然少而且要求高，招工只有在目的建工厂或其他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通过上学，考试进入城市，就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唯一公开、公平、合理、合法的方式。因此，考上学、吃“国粮”—无论中转、大专或者大学，只有国家分配就业，能成为“城里人”—就成为农村青年的理想和追求，也成为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动力。“文革”开始，首当其冲就是高等教育，高校(包括中专)4年(1966—1969)，未招生，粉碎了许多农村青年的大学梦，从大畜说是耽误了国家人才的培养与使用，阻抑了国家建设与发展，从小处讲，则是农村青年的命运就被定于农村，与饥饿、贫困作斗争。而这种做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强化了农村差距，而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农村人口进人城市的愿望，当这种愿望彻底断绝时，农村人口中就普遍存在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情绪。第二，教学内容的政治化、简单化。“文革”开始不久，由于批判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致使农业中学等许多专业学校停办，学校单一化了。“文革”初期甚至要求小学讲授毛泽东语录作为唯一的教学方式，即便在小学低年级，也要求由教师以板书的方式进行。其后的教材改革虽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但总体上仍然沿用了简单化、实用主义的原则。如1969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提出了中小学的领导管理、招生、学制、课程设计等各方面的意见，其中认为，小学应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五门课;中学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文革文艺、军事体育、劳动五门课。1974年5月，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分别在安徽、江西、云南、黑龙江等省为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试办函授教育，函授科目分政治语文、农业生产知识、农村卫生三类，很受知青欢迎。此后，农村实用只是在教学内容中大行其道，如物理课增加“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课增加土壤改良、农药化肥使用，语文课增加应用写作方面的内容(如培养“三员一土”—创作员、故事员、广播员、土记者)而基础性的课程却遭到冷落甚至被排除在外。在“批判智育第一”和“造反有理”精神的促进下，许多学生的学习极不认真，而造反意识明显强，特别是著名的“马振扶共社中学事件”，固然有教师工作不细致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学生自身的原因。“四人帮”正是专著这个事件大作文章，再次造成教师不敢管教育、教育质量大面积下降的严重后果。“白卷英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成为“文革”其间的典型形象，“文革”期间的教学质量之低下自不必细言。第三，外行领导内行成为普遍现象，非专业领导的强化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知识分子最无知”、劳动者创造了历史”等几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在城市里“工宣队”进驻学校的同时，农村学校的同时，农村学校则由“贫管会”(以贫下中农为主，有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管理。让文化素质较低，基本上不懂或不熟悉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教育，这些极其荒谬的做法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读书无用论”的抬头，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蔑，是片面强调实用主义，忽视基础，排斥理论或把理论庸俗化。例如，“四人帮”树立的典型之一的是“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他们通过“几上几下”“社来社去”、哪来哪去”的方式培养人才，强调一定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生，高校招生不限于高中毕业生，初中也可以，只要“思想正，根子红”并且强调“开门办学”，这实质上是毁灭了学校教育。第四，教师队伍质量下降。196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山东嘉祥县两教师的一封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农村小学教师待遇本来就过低，把大量公办小学下放到村，改为民办，这样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也涣散了小学教师队伍，削弱了对小学的领导与管理。而且，为了促进教师参加生产劳动，许多教师必须在星期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因为农民没有星期天)，这也减少了教师的休息和备课时间。再加上片面强调教师的思想素质，加强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其对农村小学教师质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文革”的主要目的的之一是建立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普通中小学教育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中小学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特别是经历“大跃进”后，党和政府对农村政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因此，在“文革”开始后，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发文指示：县以下中小学的“文革”应纳入“四清”范围，由“四清”工作队领导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无政府主义状况，使农村在“文革”中没有大乱农村教育也同样。而且，“文革”中一个突出的意向是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首次是普及大学教育，在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也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其中虽然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如精简了内容，缩短了学制结构也不合理，但在普及教育方面还是迈出了一大步，农村儿童人学率大幅度提高，成为“文革”中唯一的受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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