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外事学院《文艺报》头版：“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专访文学院名誉院长肖云儒

2015年8月7日，《文艺报》头版刊发专访著名文化学者、西安外事学院文学院名誉院长肖云儒教授的文章《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

《文艺报》创办于建国前夕1949年9月25日，历任主编有文化巨匠、文学大师和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冯牧等。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前曾对《文艺报》的工作做过重要指示。历史奠定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和权威地位。

在《文艺报》的发文历史上，个人专访上头版头条，极为罕见。此次破例，也反映了《文艺报》对文学批评，以及被访人学术地位的肯定和重视。

以下为《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全文，采访记者为《文艺报》行超。

“真理越辩越明”本应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之间良性循环的应有形态，但不可否认，近年来，文学评论界有时也会呈现为“一团和气”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引用鲁迅的话，提醒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发现“好苹果”，更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这引起了文艺工作者的共鸣。1940年出生的肖云儒从事文学评论50余年，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评论家人格的提升是最关键的”。

问：在去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对我们的文艺批评也有很好的启示意义。最近，中央提出要加强文艺批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要光说好话，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鼓励文学批评要敢于批评等等，这些对我们的文学批评都起到了指导作用。您是有几十年经验的文学批 评工作者，您觉得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出现了什么问题?

肖云儒：当下的文学批评当然有很好的一面，但它的主要问题我想用8个字来概括：“外围沦陷，主体内闭”。所谓“外围沦陷”，因为我们的文艺批评 话语在最近10多年到20多年的时间里是被市场的需求、读者的需求所包围的，这就使得主体话语难免会被碎片化、边缘化，那样，文艺批评就失去民众对它的信任。这其中有很复杂的原因，文艺批评家如果跟当下鲜活的文学现象无法交流，就会形成“主体内闭”的局面。现在的青年人、网络作家以及广大读者的趣味、心理，很多批评家是不清楚的，所以跟他们无法交流。这样就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不可能对当下生活有针对性。

作为一个老评论工作者，我觉得文学界现在要认真思考当下的文艺评论体系，要思考构建文艺评论的中国体系。我们古代文艺评论是东方审美体系的，五四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界开始大量借鉴西方思潮，这让我们的批评反而没有体系了，把传统东西丢了，又没有很好地糅合西方的体系。现在要认真构建文艺评论的当代中国的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在现代语境下恢复东方审美传统，打通传统跟现代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所谓主旋律不是指社会主旋律，而是文学主旋律。文学主旋律是真善美，而真善美的表现方式是多样化的。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要在不同中找到和谐的部分。其次还要处理好精 英批评和公众批评的关系。评论必须是面向大众、面向读者的，是要跟民间话语能够接通的。还有就是要跟作家、读者有心灵的交流，发掘作者的内心世界、读者的内心世界，评论文章才能有生命的温度。

问：那么您认为，文学批评到底应该怎样引领创作，引领阅读?

肖云儒：我们当下的评论对公众的引领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文学评论家的理论素养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考能力有待提高。评论家人格的提升是最关键的，评论家必须有非常成熟的人格，有充盈的生命激情、丰富的人生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评论家跟作家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一样，作家是用形象去表达，评论家是用理性话语来表达。

理论是可以学科化的，而评论不能学科化，评论从来都是生命化的，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构评论家的主体性，这里面除了理论建构、价值建构、文体建构等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内心的建构、人格的建构、人生体验的提炼和升华，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审美姿 态投入到欣赏和解读过程中去，才可能感动作者、感动读者。

目前的文艺评论需要一批懂得生活的人，要一代一代地培养懂得时代变迁、生活变化的作家，评论家也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年龄差距过大的评论家和作家之间一定是有隔膜的，这个不能苛求。所以我们目前需要培养年轻的评论家，他们更了解最新的生活，了解民众情绪、时代情绪，更能与读者和作者产生经验的共鸣、生命的感应。

问：您提到了要加强青年评论家的队伍建设，这个问题现在很重要。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与您和其他老一辈评论家相比，享受的是好得多的条件，平台也更大了， 应该说，他们具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和学术背景，但似乎与老一辈评论家相比，他们真正的“批判”精神变得微弱了，让人觉得刚出生就已经老了。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肖云儒：现在很多青年评论家都是从高校走出来的，生活经历比较简单，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原因其实跟评论家的人格建构有关。评论家首先要防止各种社会无良精神的腐蚀，不能只是为市场服务、为大众传媒服务、为某个小圈子服务，评论家的人格力量应该足以震慑住各种各样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

对于文学评论来说，发现缺点跟发现优点一样困难，甚至于更困难。我认为，评论家要想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就必须尊重自己的第一感觉。对我来说，一部作品如果感动了我，影响了我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的看法，或者引发了我思考的动力，这就是好作品，其他艺术手法上的问题是另外的事，起码总体上是好的。文艺批评要敢于批评，要真正发现、扶持一两篇非常有质量的批评文章，这样才能整体提高批评的风气。同时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养成这种风气，维护这种风气。

问：您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最早提出了“散文形散神不散”这一说法，至今对我们的散文研究和创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批评家要想写出锐利的、敏锐的作品，要想在文学评论上有所建树，需要敢于打破一些旧的东西。但是同时，批评家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否还要具备一定的包容性?

肖云儒：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批评要有容乃大、与人为善，这是很重要的。“老三届”的评论家，你看他的文章，真的能够看到他的人生积累和生命体验，那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基层生活，经历过社会的风浪。他们的评论不是从书本里走出来的，而是从生活和生命中走出来的。我跟雷锋同年出生，头脑中始终有一种 “螺丝钉精神”，这也许恰恰是我们这代人幸福的地方。我是人大毕业的，毕业后把我分配到陕西，于是我的一辈子都扎根在了这里，我对这块土地的了解比较深， 有很多切身的体验。我当过农业部的记者，“文革”时被下放修铁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财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个经历。文学是审美记忆，人生的最初记忆是最珍贵的，年轻时的经历和记忆，会影响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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