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长达9年的高校学生调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项目组发现了一个虽不愿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前高校学生道德品质教育面临严峻挑战。而且年级越高,情况越明显”。
“在这场危机中,原本应该力挽狂澜的高校辅导员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调查发现,高校辅导员虽然不断加大与学生的辅导交流频次和交流时间,但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引导收效不明显。
该研究发现牵引出了一个更为让人关心的问题,即高校辅导员专业化。2014年,项目组实施了“首都高校辅导员职业现状调查”,其中对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发展作了详尽的调查。
要专业化必先职业化
从2005年的2万多人,到如今的13万人,高校辅导员群体初具规模不到10年。但项目组认为,现在谈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或许为时尚早。
高校辅导员群体的发展路径是: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鲍威说:“要先成为一个职业,再谈专业。10年,高校辅导员刚刚完成了从一个岗位到一个职业转变的第一步,还处在一种职业化的过程中。”
一个职业之所以成为职业,在于它具有明确的职业标准和职业伦理。2012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高校辅导员誓词》,意味着高校辅导员职业伦理迈出了第一步。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表明高校辅导员的职业标准初步形成。但是,这离专业化还有一定距离。
专业化意味着分工细化。鲍威说:“学生思想工作、学生学术事务指导、学生心理疏导和健康咨询、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等诸多方面,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辅导员在完成职业化阶段后,要在专业化发展实践平台上进行专业化提升,实现术业专攻。”
现实中,辅导员事务缠身,纠缠在事务性的学生工作中,很难有时间进行专业发展。北京某高校辅导员李柴坦言:“我们更像是学生的保姆、机关的事务勤杂员。”
“脚踩两只船”的苦恼
“辅导员虽然是教师身份,但却无法享受教师的政策。”鲍威解释,高校辅导员在学生道德品质教育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相比高校教学科研活动,学生工作在高等院校的功能界定中往往陷入附属性定位,辅导员工作往往容易被边缘化。一方面高校辅导员存在着工作职责不明确、事务性工作繁重、经济待遇低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相当一部分辅导员来自应届毕业生,相比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教师,存在专业学术训练和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即使侥幸评上教授,也难以冲破横在高校身份管理上的“天花板”:专业教师可以跨进管理干部的序列,但管理干部跨不进专业教师的序列。
专业教师序列走不通,很多辅导员将目标指向了管理干部序列。“这是个金字塔形的结构,管理岗位是稀缺资源,越往上走路越窄”。
“在这两条通道之外,还应该有一条专业通道。”相关研究者指出,这既不是干部“为官”的通道,也不是专业教师“为学”的通道,而是一条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梯级发展道路,也是一条把从事辅导员工作与建立独立的专业发展和研究方向结合,开展实践问题研究,形成研究自觉的知行结合的道路。
要具备引路人的能力
项目组发现,现在的高校辅导员,正处在一个“国家认同大于学校认同”的阶段。“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高校辅导员肩负政治任务。国家层面,政策支持到位,但学校对高校辅导员的认识还不到位。”
北京高校中日渐增多的“2+2”型和“2+3”型学生兼职辅导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柴说:“高校缺编是常态,一有编制,学校先想到引进国内外高端科研人才,哪会轮到辅导员。”
高校辅导员是一个需要讲奉献的群体。“辅导员的要求是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随叫随到”。曾经做过两年兼职辅导员的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生张岩说。
一线辅导员往往要负责1∶300甚至更高比例的学生,工作更是没日没夜,特别是刚入职的辅导员,不仅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参加学生活动,基本工资却很低。
尽管如此,令人感到乐观的是,“首都高校辅导员职业现状调查”显示,辅导员的职业动机总体水平比较高,而且呈现出了“非功利性”的倾向。高校辅导员不是学生的保姆,而是引路人,要具备引路人的能力,才能有引路人的地位和晋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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