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卢振洋：把握新常态打造人才培养模式升级版

把握新常态打造人才培养模式升级版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卢振洋访谈录

卢振洋，1957年出生，北京人，博士，研究员。曾任北京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学校科技处副处长、处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2012年8月任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兼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北京市发明协会副理事长，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研究基地主任等。主要从事材料加工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参加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技发展项目等十几项科研工作，核心期刊发表科技论文近50篇，参编专著两部，获国家专利8项（其中第一发明人5项）。

目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面对中国经济进入换挡降速、提质增效的新常态，中国社会各领域正在适应，世界也在适应“中国节奏”。当新常态遇上中国教育实现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历史性转变、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入倒计时的历史关口，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活力何在？为此，记者采访了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卢振洋。

记者：近几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倒逼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思考、再定位，就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请问卢校长，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卢振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又作了系统阐释，概括地说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伴随着发展速度放缓，所有的行业、企业都在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品牌塑造转变，这是大势所趋。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产生深刻影响，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智力基础，高等教育只有走内涵特色发展路径，才能更好服务于我国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过去快速发展的30多年，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看城市的GDP，看城市的资源总量；未来30年是强国的30年，全面实现小康意味着以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作为新的评价标准。例如：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发展都比较均衡，但北京对京津冀地区的拉动效用相对较差。京津冀一体化变成国家战略，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首都未来将进一步把资源进行分化和转移，为周边城市提供资源支撑。这些新常态和新变化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挑战。同经济发展一样，人才培养也从规模发展转向质量提升，过去只要大学毕业就会安排工作，现在研究生毕业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这就要看毕业生是否有真本事，其总体素质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记者：基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高等教育的内涵特色发展路径的核心应是什么呢？

卢振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融入新常态以及引领新常态，是高等教育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发展思路。只有如此，才能走出高等教育各具特色的内涵发展道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说了若干年，现在要开始对自己动刀子、做手术了。这不是个人主观意愿问题，而是社会和历史的必然，主动适应可以走得远一些，被动适应就差一点，坚决不适应就一定会头破血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就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一方面，经济产业结构转型需要高素质人力资源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也可以积极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必要条件。从2014年宏观数据来看，中国在经济下行的同时，基本保持了就业稳定，这是经济转型的正向标志之一。同时，经济转型创造了对高素质人才资源更多的市场需求。市场调查数据可以验证这一结论，“前程无忧”2015年第一季度雇主招聘意愿调查显示，82.3%的受访雇主计划一季度比2014年同期招聘更多的雇员，其中，计划增加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招聘的雇主占47.2%，是历次调查中雇主招聘大学生意愿最强的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经营方式随之转型，企业对雇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有所提高。中国经济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为什么第三产业、服务业会日益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支撑点？我们用手机做一个例子。1985年，真正意义上的手机问世，30多年来手机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功能体验已经没有了最优，消费者对于情感体验的需求逐渐超过了对功能体验的需求，最为典型的例子属于“果粉”—苹果手机的拥护者们，大多数人购买苹果手机并不是因为它丰富的功能，仅仅在于其出色的设计与使用体验带来的心动感。产业形态的发展之快超乎想象，手机从摩托罗拉到诺基亚，再到苹果，下一个会是什么呢？这种发展趋势对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对于人文素养和专业技术相互交融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简单掌握一项技术远远不够。也就是说，现在的高素质不仅要掌握有“一招鲜”的技术，而且还要具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素质。

记者：新常态下与高素质的人才相对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是什么呢？

卢振洋：我们过去的教育，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教育，总体上是以知识传授为中心来展开的。从1961年普莱斯提出知识爆炸理论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当时提出10到15年，人类知识翻一番。日本的一个情报研究所预测，从2012年到2020年8年间，人类知识总量可能要增长3到4倍。换句话说，任何教育，在这样一个知识迅速成倍增长的时代里面，仍然依靠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教育，要想把专业、课程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接受的观念，已经脱离当下的实际了。因此，要从以往以知识为中心转向真正以学生为中心。什么是以学生为中心？是以学生获得的能力，获得的人生发展基本条件和机会为评价标准，不是以教了多少门课、传达了多少知识为标准。以往从教师的角度、学院的角度、学校的角度、政府的角度思考怎么进行人才培养，现在反过来，一切要从学生出发，思考我们的专业怎么办。要做到教学范式、课程范式、学习方式以及管理方式全方位的转型，要从以往目标管理为主向目标与过程管理相结合转变。以往我们缺乏过程管理，太注重卷面分数了。其实90分的学生不一定比80分的学生优秀很多。怎么评价呢？要通过过程了解。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需要每门课程的教师认真思考，是给学生一头猎物还是一杆猎枪。每门课到底给学生发什么枪，是长枪、短枪、散弹枪、狙击枪还是发一门炮？不要觉得炮一定比枪重要。当两个人短兵相接的时候，炮就用不上了，关键是要进行分析，要结合知识的时代特征进行思考。正如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程星所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彻底颠覆了大学师生之间传统的关系，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更是将原本属于市场的消费主义引进校园。”

有人说，站在过去看现在是老人视角，站在现在看现在是年轻人的视角，那么教师视角应该是站在未来看现在才对。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就要认真研究学生，这些学生未来几十年在社会上到底干什么，能承担哪些社会角色，能够完成社会赋予他们的哪些人生使命，他们在自我人生几十年的发展当中，到底能够怎么样，我们必须对他们有一个判断。然后，才能确定这门课到底应该讲什么，讲多深，我们现在传授知识，知识不是目标，而是载体，通过传授知识让学生学会获取知识、提高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以往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升级，升级的关键就是把受教育权还给受教育者。从大趋势看，高校总体上要实行学分制。真正的学分制的核心，就是说开什么专业、上什么课、什么时间上、几年毕业，要由受教育者选择，课程教学模块化、实习实训流程化；同时对学生的职业规划进行辅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应该从入学开始，应该与学业规划相结合。学校提供的就业服务需要进一步前置和拓展，需要全校全员参与，真正实现招生就业人才培养的一体化。

记者：北京联合大学的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在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校如何将原有的文化传承与现行的改革制度相融合？会采取哪些具体举措？

卢振洋：北京联合大学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转型升级。目前，有14个学院，既有学科型，也有行业型和特色型学院。像应用文理学院就是典型的学科型，保留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教风和学风。同时，基于首都区域发展和产业特点，强化对学生高层次技术技能的培养，旅游学院就是典型的行业型学院，致力于服务首都旅游产业培养高素质人才；特殊教育学院是典型的特色型学院，现在是全国残疾人教育的最高层次。学校应改革开放而生，伴高等教育普及化而长，以“学以致用”为校训，以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设应用型大学为目标，以建设首都人民的有特色高水平大学为定位。因此，在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始终直面北京都市业态需求，强化将“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落到实处。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既契合社会需求，又契合学生未来人生需求，进行分层分类和紧贴社会需求培养。学是基础，不能为了学而学，不能为了分数而学，要和未来的应用结合起来，和人一生的职业发展结合起来，和学生未来几十年的人生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发展纳入课程教育，使之成为学生大学经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要求教师要有更多的精力和学生在一起。基于综合素质培养，要求课程种类要宽泛，按学科领域分类，学生需要从这些领域中自由选修一定的学分，以满足学校要求。

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学习方式、学习形态、学习对象、学习目的等日渐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的趋势已经来袭，传统教育如何御风前行？高教的普及化使得大学不可能再扮演全职全能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学生必须积极参与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过程，这首先需要转变人的观念，转变教师的观念。高素质人才培养要落到实处，必须要通过教师课堂去实现，只有教师接受了这一观念才能逐渐落实。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一位教师面对几十甚至几百名学生，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很少有机会去选择教师。教师更多地只是把上课作为一种职业行为，认为只要动动嘴皮，布置作业下去让学生做就可以了，而这样的教师终究会被时代、被学生淘汰。在“互联网+教育”的模式下，钻研教学资料、熟悉考试模式、总结实用高效的教学方法、熟练应用多种教学平台等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推进发展性教师评价考核改革，即一种依据目标、重视过程、及时反馈、促进发展的形成性评价。发展性教师评价考核改革特别重视教师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重视提高教师的参与意识，重视多渠道交流信息，提倡同行之间相互评价，要重视教师个人在学校中的价值。

记者：近年来，联合大学发展很快，像智能车、智慧旅游等高技术领域方面也都有所突破；那么，在工业4.0时代，联合大学如果要继续办出水平、办出特色，主要靠什么？

卢振洋：目前来看，北京联合大学已是北京地区规模较大的高校之一，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近3万人，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建校30多年来我们已经为国家尤其是首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18万名毕业生。但其实，规模扩张早已不适应北京市高等教育的现状，北京地区高校生源正在逐年萎缩，高校生存深层危机逐渐浮现。正如“丛林效应”（BushEffect）所讲，每个丛林都有其生态圈：大树得到阳光、藤类植物得到依靠，其他“没有位置”的植物无法生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森林的树木只有往上长才能有充裕的阳光，高校只有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才能有上升的空间。北京联合大学要继续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第一，适应新常态，厘清新使命。既要厘清学校使命的内涵—应用型人才培养，又要将使命具化到每一个学院、每一个专业。第二，要建立一些“坚果仁”。例如：可以由智能车牵头建一个机器人研发中心，再配套设立一个机器人的实验班，再跟其他的兄弟院校和机械行业的社会机构共同合作，建立一个高精尖创新中心，把人才培养、教师培养、技术革新、技术改进、技术研究和开发社会服务集为一体。第三，要在教学办学改革上、办学思路上有创新。在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中去发挥、挖掘学生的创意特点，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手脑并用、知行统一，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只会背书、考试的“机器”。总之，要用工业4.0的思维办北京联合大学的事，未来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思维用在创新上，而不是用在重复记背过去的知识上；因为这些记忆都可以储存在电脑里、手机里、任何一个U盘里。我们要结合北京发展的新要求，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把创新的思维运用到具体工作之中，找到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新突破点，把学校的工作搞出名堂、搞出特色。

【微访谈】

记者：您的兴趣爱好是？

卢振洋：读书，特别是知识类书籍。

记者：您了解教师、学生生活与困惑的渠道和方式是？

卢振洋：每月与学生进行一次对话会，每月听一两次教师的课。

记者：对您为人处世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

卢振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记者：您心目中好学生的标准是？

卢振洋：敢说敢想。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

卢振洋：能引导启发学生敢说敢想的教师。

记者：您心目中理想的校长是什么样的？

卢振洋：不仅有思想还有一套办法，像梅贻琦先生那样，能够影响一个学校近百年发展的就是好校长。

记者：您做人做事所固守的行为准则是？

卢振洋：择机而动，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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