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要建立智库，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需要智库，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如何建立起真正的中国教育智库，并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新型”，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智库，尤其是世界200强智库，似乎没有一个教育智库，但并不影响这些智库作教育研究和发布教育报告。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首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教育智库？难道教育改革和发展不需要教育智库？其次，既然西方的教育报告大多数出自综合性智库，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我国的429家智库中，我们很难看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育报告？我国欲打造新型教育智库，并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究竟是模仿西方智库的建设范式，还是走自己教育智库的建设道路？显然，西方经验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建立教育智库需要思考与综合性智库的区别，尤其要考虑教育智库的特殊性；第二，之所以高水平的教育报告出自综合性智库，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教育报告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非“单纯”的教育研究成果；第三，我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如果要想担当起教育智库的责任，需要重新思考已有的研究范式。
西方为什么没有独立的教育智库？教育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学校是承载教育活动的主体，但教育活动的实现是在整个社会中完成的。每个参与教育的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又很难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教育研究已经从学校的内部活动拓展到学校外部各个领域，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机构开始发生分化，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都开始与教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成了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今天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特许学校”，高等教育阶段的“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大学”之分，教育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和高考问题等，都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教育概念和范式。因此，综合性智库研究教育问题，显然在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一个综合性话题，非教育智库承担教育研究也就成为可能。
教育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今天的教育智库需要跨学科。纵览我国已经面世的各种教育报告，几乎都出自教育学者，“教育学”的色彩十分浓厚，较少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学者参加。因此，如何让我国的教育研究走出“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构建教育智库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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