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教育背负无法承受之重
2014年2月以来，一篇题为“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长文在微信上反复转发，引起十余万人的关注。但文章只是对教育现状发泄不满，其逻辑论证经不起推敲。文章作者同很多人一样，习惯于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罪于教育，隐含的逻辑是教育万能。其实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价值和功能是很有限的，不要让学校背负无法承受之重。
学校教育到底能够做什么
学校教育至多只能培养半成品，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可能性，在基础教育阶段无非是读写算等基本技能，以及归纳演绎等基本思维方法训练；在高等教育阶段更多是学习某个学科的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某些职业所需的通用技能，以及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即便是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本科生教育，核心使命也只是培养学生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主要知识分支的基本理论及方法，以及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而已。没有任何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创新人才与自己所受学校教育有直接明确的相关性。即便有，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大相关性，到底与学校教育的哪些具体内容有相关性。至今，全世界没有任何教育理论揭开了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黑箱，更没有任何学校或大学揭开了领袖级人才培养的黑箱。牛津大学教务长曾表示，从牛津大学走出了很多位英国首相、外国元首以及各行业的领袖人物。但是，作为大学我们完全不清楚应该开设什么课程，采取哪种培养方案，能够有助于毕业生成为领袖级人才。斯坦福大学等西方创业型大学也无非是为学生创业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和氛围，而更多传统大学教育往往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
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Gene Block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所言，创新不是教出来的，要依赖整体的环境，大学要提供能够激发出创新精神的环境，通过奖励机制认可创新观点和成就。的确，创新不是教出来的，但创新可以被教育扼杀。理想的教育就是涵养一种精神，唤醒一种兴趣。社会上，不乏在学校学习某个专业，而在另一个毫不相干的职业领域大获成功的案例。
单让学校“吃药”很难治愈教育病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当今中国教育的诸多病症做了详尽的整理和归纳，列举了发生于大学校园里诸如毒杀室友、手刃乃师、跳楼自尽等恶性事件，想必正是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引起了更多网民的共鸣。学校置身社会一隅，偶发悲剧在所难免，学校自当检省，但相较于社会平均犯罪率、自杀率，校园的发案率果真更高吗？这些姑且不论，作者将中国教育的病根归结为应试教育模式，抨击应试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灾难、导致家庭教育扭曲、摧残了科学人才，这就有些误导了。
中国教育有疾在身，应试教育模式只是教育病的症状之一，它与教育行政化、学生身心健康堪忧、毕业生就业难、利益集团固化、教育腐败时有发生等，几乎都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集中反映，属于外源性而非内生性病症。作者认为，“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楚不了的。”这简直就是本末倒置，教育是一定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处于社会生活的下流，是社会污染的受害者，而不是污染源。昔日蔡元培在就职演说时告诫北大学生，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求学宗旨不能是做官发财。要能束身自爱，做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不为流俗所染。我想彼时真正能践行校长金玉良言的学生不会很多。中国教育的病因并不在教育自身，如同北京市的空气有雾霾，但产生雾霾的原因不在空气自身一样，无法通过空气净化器彻底解决。如果我们单从教育系统内部找原因，只是给学校开药方，试图通过教育自身改革摆脱困境，必将遭遇惨败。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项贤明教授指出的，为什么我们教育改革很多，而教育改进很少？原因在于我们把很多社会问题混同为教育问题。
作者还说，中国教育改革的阻力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其中最庞大、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其次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再次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试问，这些利益集团在欧美或日本等国不是一样都有的么？哪里算得上中国特色？更不靠谱的是，作者开出的改革药方竟是让教育走向市场化。作者津津乐道的开放民间资本、新建私立大学，我们至少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并没有作者想象的奇效。我们亟待取得突破的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建立管办评分离的管理体制，尽快完善现代学校制度，否则我们将会生活在常识稀缺的年代。
回答“钱学森之问”关键在制度创新
为什么更多文化艺术巨匠、杰出领袖人物诞生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乱世，而在安逸富足的和平年代反而没有多少大师？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很多高级军政干部并没有接受多少正规学校教育，他们在与受过黄埔军校甚至是国外名校军事教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对抗中，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不是闻名于世的黄埔军校具有点石成金的功效，而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实践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社会环境培养造就了无数英才。毛泽东最终成为我党领袖人物，也证明了留学归国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最佳人选。其实，世界各国从学校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即便有质量高下之分，也并不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高层次创新人才规模、规格、类型、质量的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国与国之间的国家文化、社会环境、国民精神、时代潮流、社会制度等教育领域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天赋异禀之外，世界一流人才更需要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先进的社会制度。
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利战，渡河不如舟。假如社会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不是出身北大清华等名校的优秀人才一样能够脱颖而出，还会有那么多家长以身心健康为代价、逼迫自己孩子为应试教育而挑灯鏖战么？说到底，家长和学生之所以热衷于应试教育、热衷于名校情结，重点还在于名校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预期。说他们在拼应试教育，还不如说他们在拼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待遇、更体面的生活。他们追逐的不是教育本身，更不是知识创新、研究创新、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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