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贯通文史哲 铸成一家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在学术研究之余，他关注社会现实中的种种文化现象，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意识，不平则鸣。近日记者在中山大学李锦全的寓所里，采访了这位89岁高龄的老学者。
“以文史证哲学”
在父亲的影响下，李锦全幼年便熟读唐诗宋词，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1938年，日寇攻陷广州、东莞，一直到1942年，李锦全一直闭门在家，“挑灯作伴惟书卷”。这四年，他阅读了大量古典小说和文史类书籍，“寒灯独对，孤影相亲”的读书时光，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譬如，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曾用“以理杀人”批评宋明理学的负面效应，但这种负面效应的社会体现在学者们的高文典册中一般难以找到，倒是许多小说、野史中有着淋漓尽致的描述。在《“命”与“分”》一文中，李锦全就运用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夏敬渠《野叟曝言》等清代小说、野史中的具体事例，形象地透视了宋明理学对后期封建社会产生的巨大思想影响；在《在因果报应说的背后》一文中，他则通过《阅微草堂笔记》有关因果报应说的生动描述，强调了明清小说、戏曲在扩展史料、开拓视野等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思想史的重要作用。这些“以文史证哲学”的学术论文娓娓道来，生动活泼，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别具一格，读后总是令人回味无穷。
带着问题意识做学问
李锦全一直注重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从事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封建专制主义来源于孔孟之道，甚至将两者等同起来，因此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就是批判孔孟之道。对此，李锦全撰文写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固然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历史，但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可能完全实行自我封闭，它不得不接受各家思想的冲击，在矛盾中融合，在互补中前进；其中，法家在秦汉以后并未因为‘儒、道传，而墨、法废’而泯灭，相反仍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一手，而且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不同人物的思想上表现出儒法互补的历史痕迹。”在他看来，“儒法互补”的实质是“儒表法里”、“儒主法辅”，这一整体把握，显然有助于人们理性地认识传统中国的文化结构。
谈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可以是“抽象”的，但观察其联系则“具体”得多。这一认知促使了李锦全对作为个体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的着力研究，其著作《海瑞评传》、《陶潜评传》即是佐证。在传统意义上，陶渊明、海瑞一般不被视为哲学家或思想家，但是，从“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传统的哲学定义看，追求自然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显然在极端的意义上塑造了“内圣”的典范，敢骂皇帝的清官海瑞显然在极端的意义上树立了“外王”的榜样。因此，为之立传，显示了李锦全对“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和联系”这一论题的创新。
“博而后约，杂中求专”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杜国庠在与青年们谈治学经验时，特别主张“博而后约”。李锦全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杂中求专”。他告诉记者，“杂中求专”可能是自己杜撰出来的一个词汇，不过这是他自己的实情，“因为说到学问，我确实有点‘杂’，谈不上专。”
李锦全确实有着许多出人意料的“杂家行为”。在1960年转入哲学系工作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参加广东历史学会的活动，并且一度担任过副会长；1999年出版了存诗682首的《思空斋诗草》，现在还在填写古体诗词；发表过《读东坡词记苏轼的人生旨趣》、《试论龚自珍思想矛盾的两重性——读龚定庵诗词兼论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与小说、诗词密切相关的著论……或许“贯通文史哲，铸成一家言”是李锦全一生治学的特色。
在李锦全看来，“杂而博”，将使人拥有拓展的巨大空间；然后“专而约”，将使人进入深化的专业境界。他还要求学生们“博而后约”。譬如，李锦全有一名“杂而博”的博士生，本科阶段学的是理科，硕士阶段学的是信息情报专业。针对这一特点，李锦全指导他做了以《易玄合论》为题的博士论文，亦即使该学生利用自身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优势，啃下了一般纯粹文科出身的人不敢碰的扬雄的《太玄》一书，可谓“专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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