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半年老天爷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进行打击:带走了好友何西来和刘扬忠,前日又带走了好友童庆炳。
老童啊,半个月前我还为你的博士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你同我谈笑风生;答辩通过后,你还把赠给学生的字装裱好,当场交到她们手里,以作永久纪念。我为你鼓掌,赞赏你对学生的一片真情。我看到学生眼里闪着泪花。
我与童庆炳教授从相识到相知,三十多年,彼此理解、信任、帮助,成为名副其实的挚友;但我们又完全是学者之间、文人之间的“君子之交”。我们珍惜的就是这种“君子之交”。
说我与童先生是“君子之交”,货真价实。
一方面,它清淡如秋水———互相没有请过喝酒吃饭,走动也不多,连对方的家门都认不清楚;偶尔因事造访,一杯清茶,半日热语,离不开学术;彼此互赠礼物,唯有各自的著作或新发的文章而已,道一声“老童,你是专家,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或“老杜,你熟悉这个领域,挑挑毛病”。
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纯如赤金。童先生有什么学术会议或是新书发布、作品讨论,总是邀请我参加,我也毫无顾忌直来直去陈说鄙见。前几年,我们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召开关于拙著《价值美学》的研讨会,童先生专门准备了长篇发言,侃侃而谈半个多小时,长处短处一一道明,真切中肯,使我深受感动。平时遇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我们往往立即通过电话或“伊妹儿”毫无保留地交流,亮出的都是坦诚掏心窝子的想法,理解、赞赏,或者争论、交锋。有些观点可以达成一致,从对方获得学术知音;有些观点不一致,各自坚持意见,再进一步思考、研究。总之一句话,全为学术,不掺杂学术外半点儿杂质。
我与童先生常常是在各种会议上或是学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相见。前些年我还没退休的时候,会上见面的机会多,相对直呼其姓,前面加一个“老”字:“老童!”“老杜!”十分亲切。就在童先生去世前整整两个月,即2015年4月14日,我俩应邀到清华大学参加第三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颁奖大会,同车一路。见他脸浮肿,我嘱咐他保重身体。他说:“我们这把年纪了,总有那么一天。但是,我总想,死也要在讲台上,那是最好的去处。”对童先生来说,一辈子教书,讲台是神圣的。
那天我问他最近做些什么,他浮肿的脸上泛起笑容,兴高采烈地向我报告他今年的“大丰收”:除编好了十卷“文集”马上出版之外,还有四本书也要印行。我向他祝贺。他说:“后面的时间,我要搞创作。”我知道他出版过长篇小说和散文集,便问:“又要写长篇?”他立即摆手:“不不,这次搞的是‘穿越’性的儿童文学,也可以拍成电视。我的设想是:一个现在的孩子,‘穿越’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做齐白石的徒弟,成为国画高手,发生了各种有趣的故事……为此,我专门研究了齐白石,还写了一篇长长的学术论文发表。”我刚想问他关于齐白石的论文发表在哪里,但却插不上嘴,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自己的话题:“你看,英国的《哈利·波特》红遍全球,每年光从中国就拿走两个亿,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做……”童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天真得像个孩子。直至车到了清华大学主楼,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之中。
这 几年与童先生见面最多的,是在学生答辩的时候。连续数年,童先生的一二十位博士生毕业,我总是答辩委员会的“常委”,而且都受命当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要求非常严格。大前年,童先生一共有三位学生参加答辩,也是我主持。评委们对其中一位同学的论文提了一些不同意见。我表示,论文答辩可以通过,但论文必须认真做一次修改。童先生作为导师说话了:“我建议你们这次不要通过,让他一年后再来答辩。”在童先生的坚持下,这位学生一年后再次走上答辩席,最终,获得了优秀论文的答辩结果。
今年初夏,离学生答辩还有一个月,童先生就早早托人给我打电话,约定学生答辩时间。我欣然答应。
5月30日下午我们如期相见。看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很高兴,直夸他“身体恢复得真好”。
他得心脏病抢救过来之后这两年,我们见面时,总觉得他脸有些浮肿,精力也不济。两个月前那次清华开会,虽然他兴致勃勃“痛说”愿景,但他的脸明显浮肿得厉害,心中暗暗为他的身体担心。然而5月30日这次学生答辩,忽然见他似乎恢复了几年前没病时的老样子,脸不肿了,说话语速快了许多,腿脚好像也有力气了。晚饭时,他话很多,讲了许多有趣的事。语速虽不是那么快,但也算得上滔滔不绝。直到晚上八点,才散席。他拉着我的手一起出饭店,并且亲自送我上了出租车。临别前,他说:“明年还有两个学生毕业———是最后的博士生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你们山东老乡,素质好,潜力大。明年你一定要来给他答辩啊!”我说:“没有问题。”他向我招了招手:“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言之凿凿,情之切切。话犹在耳,他人却没了。
谁能想到,这次相会竟成永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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