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引进西方的导师制度后,中国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原来的师徒关系,变成了现在的雇佣关系——导师是老板,学生是雇佣工和打工者。如果导师心情好就会给学生几百元的生活费,反之学生则只能“吃自己”。
刘哲说,像自己这样的工科研究生,从录取那天开始就意味着几乎没什么寒暑假了,整个读研期间最主要的内容不是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是帮老板做项目。
“我们早上八点钟之前就要到实验室,去老板秘书那签到,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实验室反倒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场所,宿舍只是每天睡几个小时的地方。有时还要加班,要赶项目进度的时候,干到凌晨甚至通宵也是家常便饭。”项目大都是由“老板”决定的,他们很少有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选择的权利,为了获取导师的认同和顺利毕业,刘哲和几个同学只能这样坚持着。“太优秀了对于研究生来说也是一种危险,做得太优秀就很容易被导师延期毕业,因为导师希望你再多帮他一年。”刘哲苦笑道。
读研刚刚一年的陈熠,已经参与了导师两套教材的编写工作。陈熠说:“读研之前,书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长久以来,我认为写在书上的东西都是真理,对于那些印在扉页的名字,更是发自内心地崇拜,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几个同学全都是跨专业考研的,哪有能力编书啊?没办法,导师下命令了,就得硬着头皮编,不会就上网凑呗,自己都觉得好笑!”
除了给导师编书、写论文,很多研究生还得在导师本科生的课堂做助教。硕士毕业两年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当初自己读研时就曾经帮着导师代过本科的课,“课前准备课件、课后批改作业,那一个学期的课基本都是我和同学轮流代导师上的。”据她透露,她身边有的同学还要到导师家里做饭、带孩子,甚至干保姆的活。
博士数量“世界第一”,业内自认“重量不重质”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透露,我国研究生数量近年来猛增,1990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近3万人,2008年激增到44.64万人,18年增长了近14倍。2007年,中国博士生数量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数量上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不过,喜人的数字背后也有不小的“水分”。据记者了解,从1997年至2007年十年间,排名各个领域前145个国家中,中国论文总数排在第13位,但同时,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却排在第117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杨玉圣教授说,“论文数量急剧上升,但质量却在急剧下滑,这种现象应该值得教育界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认为,造成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很多。在教育产业化的风潮里,各地的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看到研究生教育有利可图,都争着建博士点、硕士点,并不在乎自身学术水平高低。大学的教师也失去了上一辈的谦恭与自律,有没有学术造诣都要争当博导。有一批干部也来个双肩挑,成为博导、硕导,其实根本不知道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何物。
一位教育界人士也感叹道,伴随着商业化的入侵,一些学校存在着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现象,有的甚至出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卖文凭现象。“如此教育,怎能不祸国殃民?”
评价体制功利化,学生利益无法保障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储朝晖教授认为,师生关系的功利化,和导师的个人心态有关,更与其背后的体制有关。学校用科研项目、发表论文数量等机械地量化老师的工作,老师们都想在这个评价机制里面做得比别人好,不得不走向功利化。
导师热衷于搞研究、做课题,最根本的就是经济利益。一般来说,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的项目提成一般都在10%,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最高可达40%。也就是说,如果申请到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马上就可以拿到少则100万元,多则400万元的提成。科研还没做,自己先变成富翁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授表示,导师走向功利化,除了经济利益诱惑外,背后的教育评价机制就不得不提。中国的学位教育基本上是全进全出,很少被淘汰,这和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硕士、博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学位,无论在欧美还是日本都是不可思议的。近年来,国内研究生大举扩招,令研究经费越来越紧缺,再加上“导师责任制”下论文发表的硬性要求,对师生双方都是一道紧箍咒,课题由学生帮忙做、著作由学生代编写似乎也成为研究生导师“必然”的选择。
另据记者了解,中国的科研机制也比较急功近利。国外可以允许一个教授10年不出任何成果,而国内的情况却是,几乎每个课题结项时都是“成功”的。等到了该交论文或专著的时候,却由于时间紧、任务急,就只能去牺牲学生的利益。而这一切,导师是受益者,却可怜了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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