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潘石屹捐赠：中国大学为何难获垂青？

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 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时强调，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作为企业家，潘石屹拿自己挣的钱捐资，捐给谁，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一些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大学，是质疑错了对象，应该质疑的是，中国大学为何难以获得社会的捐赠，包括企业家的捐赠和校友的捐赠。

大约在四年前，中国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就曾在国内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却要把钱捐给耶鲁大学，网友们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不满甚至气愤。四年之后，网友们对潘石屹的质疑，与当年对张磊的质疑几乎完全一样，稍微不同的是，有网友质疑为何赚中国人的钱，却要去捐赠美国大学。

说实在的，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慈善捐赠环境，很多有意愿的捐赠者，不会在网友的道德绑架下改变自己的捐赠意向，成熟理性的慈善环境，应该尊重捐赠者的意愿，至于国内的学校、慈善机构如何获得捐赠，不是去指责捐赠者不爱国，而要反思自身的公益事业是否做得规范、专业。

我国大学相比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很不好。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而并不重视社会募捐，而就是获得社会募捐，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而国外大学，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方面，有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等。

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不会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可我国内地高校则不然，由于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被挥霍、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给内地的大学，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试想，时常听闻中国科研经费只有40%用于科研这样的消息，有多少人认为中国大学缺钱，缺钱的大学会这样对待紧缺的经费吗？

就连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积极捐赠者也很少。大多情况下，一名学生从一校毕业之后，就与母校失去联系，只有等到有一天功成名就后，才会被母校“重视”。有一些高校担心学生一毕业就“人间蒸发”，还扣押毕业证书要求学生必须在离校前归还贷款。如此功利地对待校友，怎么可能让校友真正关注母校的发展？而美国大学，不但在学生求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权利，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就在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像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这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高达近70%），我国有哪所学校能做到这一点？

尊重捐赠者的权利，和尊重学生的权利是同一个道理，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只有每个办学者尊重学生的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不客气地说，我国当前的办学者，并没有一心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而只是对政绩负责，我国大学在给学生奖助学金时，还采取“评议助学金”、“竞选助学金”等侵犯贫困学生人格尊严的做法，这都伤害大学的形象，但大学却没有采取措施扭转。这样的大学，能获得社会的捐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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