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通过法案限制亚裔生入学比例 华人抗议

据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美国华人欢庆新年之际，西裔民主党籍加州参议员（State Senator）贺南德兹（Ed Hrnandz）提出一项提案却给欢乐中的亚裔们浇了一盆冷水：该议员嫌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的亚裔学生太多了，要求限制亚裔入学，提高西裔和非裔在加大系统中的入学比率。此提案已在当地时间1月30日在参议院（State Senator）投票，27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下一步即将提到州众议会投票。

此提案如果在州众议会（State Assembly）获得通过，将於今年11月公投，决定是否恢复在加大校园中实行所谓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限制亚裔招生，多招西裔和非裔。

该法案一提出，立即在华人圈引发轩然大波。一直以来，亚裔学生以成绩优秀着称，因此常常必须以高出白人、西裔和非裔许多的分数才能获得常青藤大学的青睐。甚至是大学里有这样的状况，明明亚裔学生成绩更加优秀，但录取比例却远远低于犹太人。但现在这个法案一旦实行，将令亚裔学生更难获得理想大学的垂青。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美国精英大学亚裔学生的数量1993年为20%左右，此后不升反降。而全国大学本科学生的组成比例，1984年亚裔为4%，24年后，终于增长至6%。但在此期间，拉丁裔和非裔却增长至15%。同样，亚裔的SAT成绩必须比黑人高出450分（满分1600分）才能录取。而同样的成绩下，非裔被医学院录取的机会是亚裔的三倍。据报道，一些亚裔甚至白人，为了避免申请大学被“平权”，很多人故意将姓改为西裔和非裔。

据报道，伯克利加大的亚裔学生已经高达近50%，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比例在下降。但根据调查，与此同时，加大系统的非裔学生的按时毕业率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准，非裔学生的中途辍学率迅速下降，自信心和成绩也迅速提高。而在实行平权行动的学校，虽然确实保住了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入学比例，但中途辍学率是白人学生的两倍，法学院非裔学生考不上律师资格的学生数量是白人的四倍。

目前，对该法案的反对声浪正在华人网站上发酵。抗议者认为如果华人再不发声，或将令该法案在其他学校推广开来，令亚裔学生处境更加艰难。加州抗议者号召华人以 纳税人的身份写信给代表选区的加州众议员，去他们的网站给他们写Email，请他们反对 SCA5。

有网友评论：“一直以来，很多海外华人对事情的第一反应常是：此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等别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就晚了…”还有网友评论道“早干嘛去了，上名校的那些华裔儿童，毕业了你们认为自己是华裔增强华裔声势了么？拼命培养孩子上名校的父母，你们教育孩子学好中文为自己族裔自豪了么？现在正在抗争的愤怒的小朋友家长们，你们在花成千上万给孩子学钢琴的同时订阅中文杂志了么？你们为了华裔的族裔存在感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了么？”也有网友对此次反对声浪不太乐观，认为加州华人不够团结，很难形成反对声浪。

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是指企业或学校采取的鼓励雇用和录取少数民族丶弱势民族丶女性等的，以防止种族与性别歧视的积极行动。按"平权法案"，少数族裔的高中生，比如黑人学生，能够以比白人低的分数进入同一所大学和专业。

"平权法案"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以及少数族裔提高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功不可没。但在今天，仍然以种族为界定来执行"平权法案"，不仅难以达到平权的目的，而且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因为贫穷白人家的孩子考分需要比富裕黑人家的孩子高。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drunkpiano）最近有很多网友给留言、发信，不好意思，由于时间关系，没法一一回复。但有好几个人因为我文章提到affirmative action而问道什么叫“affirmative action"，简单说一下：在美国的背景下，就是给少数族裔和女性提供教育、就业方面的一点特殊照顾的政策。其实有可操作性的，就是给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在大学录取方面降低分数线。不是想拽英文，而是确实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翻译方式，曾经用过“平权行动”这个说法，但还是觉得太含糊。

我以前写过一个关于美国Affirmative Action 辩论的文章，附在下面。

谁有特权上大学——关于美国Affirmative Action的辩论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 臧 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微博）。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 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 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着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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