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毛坦厂”,难免会有人瞪着眼睛,迟疑着问:“生产毛毯的厂子?”
其实,毛坦厂不是工厂,跟毛毯也完全不沾边儿,它是安徽省六安市下面的一个乡镇。倒是这个镇上的高中,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与“工厂”有关的名声——“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锻造”,在高考的检验下过关后,输往全国各地的大学。从规模和“产品合格率”来说,这家皖西山区的“高考工厂”,制造着高考史上的“神话”。
复读,或者按照校方的标准表述——补习,无疑是这里最响亮的品牌。近年来,每年有超过8000名来自安徽省内外的复读生涌进这里,接受再次的加工和磨砺。
2013年安徽约有10.5万名复读生参加高考,小小毛坦厂就占了近8%。
挤满学生的中学,是这座小镇的“心脏”,几乎整个镇子人们的生活节奏,都要保持着和它同样的律动。
同时,它也是拉动小镇运转起来的“引擎”。当地的居民说,“没有学校呀,毛坦厂的经济就会崩溃”。
开学了,毛坦厂苏醒了
8月中旬的一天,毛坦厂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坐着豪华的奔驰车绕着大山,弯弯折折地来到这座山坳小镇之后,19岁的郑汉超看见的是一座空空的镇子。
大白天,街上空荡荡的,很难见到人影。几只麻雀从半空中飞过,也无法吵醒如同沉睡中的街道。整条街上紧挨着的大小餐馆,几乎都闭上了卷拉门,以至于那些不合时宜闯入镇子的外地人,找不到花钱可以填饱肚子的去处。
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每年高考过后,毛坦厂就像经历“大扫荡”一样,变得空寂起来。
8月29日,镇上高中的复读班开课。8000多名复读生,陆陆续续地被10分钟一趟跑得疲惫不堪的客运班车,或者挂着“皖”与某个英语字母组合起来牌照的小轿车,运送到毛坦厂。
随着小镇的“心脏”复苏跳动起来,毛坦厂也从一场短暂的休假中苏醒。
这里最繁华的商业街,学府路和翰林路上,包子铺老板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冒着热气的笼屉,金黄的手抓饼在铁锅里“滋滋”作响,餐馆里的客人不耐烦地催着服务员上菜,小超市的收银员正在收银机里翻找零钱。
“很难想象,一个镇子竟然像一部手机,可以切换模式。”或者,梦想当电影导演的郑汉超更愿意把毛坦厂的变化,比喻为电影里的特技。
要找到毛坦厂镇情景切换的时间节点,并不太费劲。最明显的那条分界线无疑是“高考日”。6月5日,高考前一天——也是当地的“送考节”——在礼炮声和乐曲声中,70辆大巴和上千辆私家车将过万名高考生接走之后,陪读的家长也散去,毛坦厂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空心镇”。
如今,时间点拨到“开学时”。8月29日晚上,毛坦厂中学的校长韦发元在吃晚饭时,往肚子里灌了几杯平日里不怎么碰的啤酒,“解解乏”。
就在小镇“心脏”部门的指挥者神经紧绷的同时,由这颗“心脏”所牵动的各个部件,都拧紧发条,沿着它跳动的波线图运转着。
毛坦厂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化俊和旁人的谈话,会被随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已成为镇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因为外来客人的激增,这里公务员的接待任务,已超过平时的负荷。
镇上的10多家宾馆几乎都住满了,宾馆服务员对抱怨“底楼太潮湿”的房客们,机械地重复那句:“全都满了,现在没有换的。”如果不提前预定,想赶着饭点在状元酒楼或者新学府餐馆吃上一顿饭,还要看运气。
来自邻县舒城的陪读家长汤才芳,把手机闹钟调成早晨5点半,这将是未来9个月里她和儿子在毛坦厂每一天的起始时间。
如果一切顺利,郑汉超和汤才芳的儿子可能成为复读班的同学。尽管,一直到奔驰车把他载到毛坦厂之前,这个富商之子还以为父母会把自己送到美国留学(微博)。
那本是一条设计得很周密的成才之路。郑汉超初中毕业后,“为了接受更优渥的教育”,被父母从安徽老家送到杭州。郑家在杭州买房,加入当地户籍,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让家里的独子读上了国际学校。
“怎么说呢,那种学校是国际范儿的,追求个性,自由发展。”8月29日晚上,郑汉超坐在毛坦厂一家宾馆的沙发上,摇晃着他手上的iphone5。他刚向宾馆前台询问是否有iphone5充电器,服务员在打了好几通电话之后,给他找来一个不匹配的“山寨”手机充电器。
“原本打算要向西走,拐了一个弯儿,还是要回到原点,费劲巴拉地到这个山沟里来。”在饭桌上偶尔听朋友提到“毛坦厂”,郑汉超的父亲,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对这个山坳里的高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半路杀出个毛中”,意味着郑汉超的留学计划暂时搁浅。“现在海归也不是那么吃香了。想出国?很容易,只要有钱,有money,有朋友就行了。可是你要是不在国内读个像样的大学再出去,别人就会说你是富二代,鄙视你!”这个精明的商人,一边挥着右手,一边语速飞快地冲儿子讲他的道理。
毛坦厂的魔力很快将这对父子吸引到统一战线上。“如果在这个山沟里闭关苦读一年,考上国内的电影学院,也是梦寐以求的。”郑汉超盼着自己能赶上复读班报名的“末班车”,走进“神一样的毛中”。
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
将毛坦厂镇上的人们拽进同一生活频率的引力,来自这里的两所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和金安中学。
毛坦厂中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老校。2005年,毛坦厂中学与当地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接纳“补习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相对独立,教学资源共享。但在当地,老百姓还是习惯合称两所学校为“毛中”,称补习生为“复读生”。
神奇,从高考数据上看,或许是对地处山坳小镇的毛中毫不夸张的评价。近10年来,毛中的本科升学率连续达到8成以上,而且还不断将自身的记录刷新。今年,毛中有11222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9258人达到本科分数线。
近年来,毛中的名声已经翻过大别山,飘散在豫皖苏三省之地上。合肥当地一家高考补习学校打出的广告语是,“某某学校,家门口的毛坦厂”。
不过,韦发元校长却说:“毛中几乎从不做广告。”
说这句话的底气是,学生和家长大多是在口口相传中听闻毛中的“神话”,慕名涌进毛坦厂镇。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下午,咨询复读的电话就已打到毛中。开始报名后3天,高考补习班的名额就满了。
一座去年竣工的5层砖红色教学大楼,被命名为“补习中心”,专供复读生上课,50多个教室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后背委屈地擦着墙。靠近门口的高个子男生,稍微撑一下腿,就会不小心跨出教室。几个学生揶揄着:“胖子就免进了。”
由于复读班教室里的学生太多了,老师必须要用扩音器上课。经过回字形教学楼的人,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吐着英语的女高音,或者带着皖西口音的男中音,汇聚成一部雄壮的“交响乐”。
即便是“一根针插进去感觉都很困难”,开学好几天后,仍然有家长和学生逡巡在教室门外,眼巴巴地瞅着窗户里面黑压压的人头。
那些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毛中,但是又失落而归的家长们留下的背影,成为初秋毛中校园里的寥落一景。
踩着8月份的尾巴,在父亲使出浑身解数之后,郑汉超终于迈进毛中的门槛。不过,他没能进“最牛”的复读班,只能去高三应届班借读。即便如此,郑汉超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父亲,在当天晚上就像谈成一笔大生意那样兴奋。
他拍着儿子的肩膀,嘴角挂着微笑,流露出一个父亲的温柔:“知道吗?我做了很多投资,但是你才是我最大的投资,而且这笔投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对于农村妇女汤才芳来说,“投资”不是她敏感的事情。但是,今年陪儿子来毛中,也算是一次“赌博”。她的儿子今年考上三本院校,但是又不甘心,执拗地要来毛中复读。
“这一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汤才芳说。这个农村妇女的哥姐,分别通过走当年最重要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走出农村,改变了命运。她感叹:“我是兄弟姐妹里过得最差的,现在就指望我的儿子了。”
正是冲着这个朴素的道理,70多岁的奶奶还在为孙子发挥余热,中年妈妈不得不提前退休来照顾女儿……这些数量庞大的外地人,聚集在毛坦厂,成为这个镇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坦厂镇,这个镇区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的小镇,在毛中开学后,再次恢复到将近5万的人口规模。当地的人口结构,因为高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镇上的本地户籍居民只有5000多人,但随着当地的高中名气越来越大,事实上的人口主体变成两万多的高中生,以及将近1万来自安徽省内外的陪读家长,剩下的就是在学校附近做生意的外地人。
很难说清楚,5万人口究竟是什么数字概念。这5万人每天要制造7000多吨生活污水,消费校门口售卖的将近5000个包子和500多个手抓饼,以及农贸市场和街边商店里难以统计的肉蛋、蔬菜和水果。
为了避免镇子的生活陷入瘫痪,毛坦厂镇近几年修建了3.5千伏的变电站、50亩的垃圾填埋场和日处理量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如果没有学校,这里不可能建设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镇政府的杨化俊说。
不过,这座小镇没有一家网吧、咖啡馆和KTV——任何可能会让学生“分心”的娱乐场所。毛坦厂最后一家网吧,几年前在陪读家长的强烈反对下,被当地派出所“取缔”。如今,镇上的商家也很“自觉”。很多毛坦厂人说,“和学校共生共荣”。
“我们和毛坦厂中学的关系,可以说是镇校一家,学校的事情,就是我们镇上的事情。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今年6月,毛坦厂镇长韩怀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所山里中学演绎的“逆袭”故事
郑汉超听说,进了毛中的学生,如果想成为成功故事的主角之一,就必须接受和适应这里的规则。
这套规则,是“毛中制造”的核心肌理。毛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李振华,将其概括为“全方位立体式无缝管理方式”。毕竟,这座“工厂”的人数规模很庞大。在补习中心上课的超过8000个学生,下课铃响后同时从教学楼往外走,直到整座楼空无一人,要花去将近15分钟。
这里有严苛的时间作息制度。一天24小时会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通常,早上6点10分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分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两小时,但学生被要求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有的班主任甚至还要求“统一上厕所”,“以免进进出出影响别人休息”。
毛中的老师们认为,应对标准化的考试,需要大量和重复的训练,因而在这里经受“锻造”的学生,“1年要完成过去3年才可能做完的习题和考试卷”。
在这座“高考工厂”里,竞争的氛围被制造得很浓烈。高三几乎每周都要考试,成绩表张贴在教室门外,排名靠后的名字会被红色的横杠标注。
为了给“毛中制造”提供优质而又勤勉的人力资源,学校在招聘老师时明码标价“年收入6~10万元”。大部分毛中老师生活水平都不错,可以在六安或者合肥买房,还开上了私家车。
但是,对于老师们来说,这座“工厂”的生存法则非常残酷。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学期根据考试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而班主任可以炒掉任课教师。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高中校长、教师和家长来毛中取经问道的不少。几年前,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也曾到这个皖西山坳里来参观交流。
在校领导看来,毛中的门道,“一点儿都不神秘”。它在校园里几乎随处可见,被赋予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可能是学校花坛里写着“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守规矩方可日日进步”的宣传牌,也可能是教室墙壁上直截了当的“为了大学,拼命吧”的励志标语,或者是老师们爱说的那句口头禅“两横一竖,干!”
这一切都成就着毛中的高考“神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中只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山区学校,而且它随时面临着和其他乡镇中学类似的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背景下,逐渐衰落。
如今的毛中,演绎着一个“逆袭”的故事。这个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中学,正在修建田径馆和游泳馆,还在操场上立起一块巨大的LED电子屏幕。毛中的老师自豪地说:“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一块电子屏幕。”
有人认为毛中是“高考圣地”,也有人说它是“地狱”,隐喻着中国高考的畸形和异化。在毛中经受过锻造的人,在网络上宣泄着对母校的复杂情绪。有的人对它很痛恨,也有人说:“对毛中充满感激。”
信奉毛中“神话”的家长和学生,还是在使劲儿地往那扇门里挤。很多人认为,只要一脚踏进毛中大门,就意味另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8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六安当地人帮着一对来自庐江县的农村夫妻,往复读班的教室里硬塞进一张黄色课桌。讲起这事时,他咬着牙,双手在半空中环抱,比划着为挪动那张课桌费劲的样子。
这位不付重托的朋友,在那对夫妻面前,拍着胸脯说:“放心吧,进了毛中,你们女儿来年高考一定能涨分。”
安徽当地人认为,托关系将亲友的孩子送进毛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现实是,也有好不容易挤进毛中的学生,在这里呆了一两天,就哭喊要逃离。
复读班开课后第二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个子女生站在教室门外抽泣。她拖着哭腔向一位中年妇女哀求道:“妈,我真的受不了。我一看到,那么多书,太恐怖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读了,不读了。”
穿着套裙、脚踩高跟鞋的母亲,脸涨得通红,恨恨地说:“你不读?你为什么不读?这么多人不是都在读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能让你上这个学,我已经烦透了!”
她伸手将眼睛哭红了的女儿拽到教学楼角落里,指着楼道远处,甩出一句话:“你要是不读了,直接从这儿跳下去。”
郑汉超的父亲有些担心,自己的儿子是否也会成为“逃兵”。这个在氛围自由的国际学校里呆惯了的男生,已经开始抱怨“毛中太苦了”。
但是,“就像放进炼钢炉的铁块,不可能再伸手往回捞”。平日里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这里吃苦,受委屈,甚至个性被压抑,统统可以接受”。
“其实,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但也是合理的存在。是体制错了,还是勤奋错了?”这个殷切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的父亲反问。
郑汉超还算“争气”,他把iphone5扔进抽屉里,换了一个在镇上买的款式老旧的手机,不能上网,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这个在微博上拥有11万粉丝的男生想起,应该跟关注自己的人们短暂告别一下。他又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9个月,咬咬牙,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请等我回来。”
不过,郑汉超并不想告诉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毛坦厂,一个被人们视为诞生高考“神话”的地方。
从以“三线”厂为荣,到以“毛中”为荣
9月初,毛坦厂镇政府办公楼的玻璃门上,贴着大红色的高考喜报。
官方对外展示的地方简介里,毛坦厂中学占据着最靠前的段落,高考成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处笔墨。
对于这个安徽的山区乡镇来说,教育是当地发展布局里的一张王牌。用杨化俊的话来说,学校是毛坦厂发展经济的“引擎”。
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给这个镇子注入看得见的商机。数以万计的外地学生和陪读家长涌进毛坦厂,催生了当地特色的“房地产经济”。
这些外地的房客,大多住在书店、超市或者农贸市场等的商铺楼上,为毛坦厂当地居民带来一笔稳定而又可观的房租收入。
陪读家长大多抱怨:“这里的租金太贵了。”目前,镇上对外出租的房子,最便宜的租金一年大约四五千,最贵的达到两万多元。在当地,“一家本地居民靠出租房,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很正常”。
30岁出头的王瑞,去年从江苏常熟回到家乡毛坦厂,扒掉家里的老平房,盖起一栋3层楼的“学生公寓”,“一年的房租收入远超过在常熟开服装店挣的钱”。但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还是感叹:“我还是没眼光,盖房子太晚了。”
那些“有眼光”的当地人,敏锐地围绕着毛坦厂的强力“引擎”寻找赚钱的机会。
去年,金安中学新打开一扇北门,又为毛坦厂镇掘开一条积累财富的通道。短短一年间,新北门外那条命名为翰林路的水泥路边上,一座座四五层的小楼拔地而起,如今成为部分当地人的“摇钱树”。尽管由于工期紧张,有的楼房外墙还没来得及被白瓷砖填满,裸露着整面墙砖。
毛坦厂镇,正在以制造高考“神话”的毛中为圆心,划出一个中部省份山区集镇的经济图景。几乎与毛中崛起的节奏同步,毛坦厂镇的经济也开始有起色。这个土地面积紧张、工业并不发达的镇子,还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挤进六安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20强乡镇。当地政府介绍,去年毛坦厂的财政收入将近1500万元。这个数字,是邻镇东河口全年财政收入的近4倍。
镇政府的杨化俊说,毛坦厂从过去以采茶和卖竹子为主“山口经济”,发展成为现在的“校园经济”。
在这个拥有明清徽派老街的老镇上,当地镇政府还想打好一张旅游牌。不久前,一条超过千米的明清老街路口,建起一家仿古徽派建筑的“毛坦厂老街游客接待中心”。但是这个崭新建筑物的棕色镂空玻璃门如今却紧闭着,门前还立着由三根竹竿搭起来的晾衣架,上面挂着女人的裙子和内衣。
相比于起步较晚的旅游业,由毛中带动的校园经济,能为毛坦厂镇带来更稳定的消费市场。杨化俊算了一笔直观的经济账:“毛坦厂将近3万学生和家长,如果保守估计,每人每天在镇上消费10块钱,全镇第三产业一天的营业额至少30万。”
有时,面对由毛中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的市场,毛坦厂这个小镇子也会应接不暇。那些无力承载的消费需求,就会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或者县城,成为周边地带的福祉。
70岁的本地人熊春义很难想象,毛中是如今镇子的中心地带。他更怀念上世纪60年代,坐落在毛坦厂李家冲村的“三线厂”,曾经为这个镇子增添的繁荣景象。
“三线厂”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在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巨资,号召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在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建起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当年,毛坦厂这里建起一个生产枪支和汽车配件的军工厂。
9月初的一个下午,干瘦的熊春义老人,蹲坐在墙皮剥落的灰砖楼门口,一边搓着玉米棒,一边回忆起有关三线老厂的画面。他曾在厂区学校的食堂做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工厂搬迁到马鞍山之前退休。
那些记忆,就像熊春义住着的这栋三线厂老宿舍楼一样,已经很陈旧。
“那时,厂区是毛坦厂最热闹的中心,姑娘以嫁到三线厂为荣。”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毛坦厂人“以把孩子送到毛中上学为荣”。他的女儿在毛坦厂镇区生活,以租房为生计。
即使没有这个老人的回忆,如今看着遗留在这里的厂房、医院和学校旧址,以及墙壁上依稀可见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宣传标语,也会引来毛坦厂年轻一代唏嘘感叹“不同时代的寓言”。
一位毛中的年轻老师说:“看上去这个厂区过去是多么繁荣。让我联想到毛中,如今这里也这么繁荣,但不知道以后会如何。看来真是要居安思危啊!”
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在毛坦厂呆了几天后,来给儿子陪读的汤才芳觉得,“这里没有新鲜事了”。
除了给儿子洗衣做饭,在毛坦厂剩下的大把时光,对她而言,只能用“无聊”来形容。
一到傍晚,小镇会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中年妇女,绕着毛中院墙外面的小路散步。随着天色越来越暗,零零星星的人,逐渐汇成川流不息的人河。
在路灯下随着音乐扭腰摆臀的人们,会给马路岔口制造一些拥堵,惹得汽车司机拼命地按喇叭。
毛坦厂镇的领导曾经表示,镇上将来要建一个专门供陪读家长们娱乐休闲的文化广场。
鳞次栉比的出租屋门前,头发湿漉漉的女人们围坐成一圈,谈着家长里短或者孩子的考试成绩。腆着肚皮的中年男人,将耳朵凑到收音机旁边,听着黄梅戏。
汤才芳想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她跟房东“搞好关系”,要来一块免费的菜地。她连夜翻了地,种上了大蒜和香菜。这个过日子精打细算过的女人,抱怨镇上农贸市场的菜价“太贵了”。
种菜开始成为一些陪读家长们所热衷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毛坦厂一些弃耕的荒地,被重新撒上了蔬菜籽儿。那些找不到整块荒地的人,只好捣腾起学校院墙外面的土。初秋时节,小镇时常弥漫着一股秸秆烧焦的呛人味道。
近几天,汤才芳在镇上找到活计。她在离出租屋不远的一个服装店里做缝纫工。晚上,当自己儿子正在教室里埋头苦读的时候,她踩着缝纫机的踏板,为这个小镇输入劳力。
在毛坦厂镇,有10多家服装加工厂以及官方都不掌握数据的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小作坊。那些踩着踏板的缝纫女工,绝大部分是镇上的陪读家长。
“现在正值服装企业青黄不接的‘用工荒’,但是我们这里基本不愁招人。”毛坦厂镇上最大一家服装企业的王领班说。
为吸引陪读家长来做工,大部分服装企业和小作坊会在招工广告上写着:“工资计件,工作时间不受限制”。饭点之前,这些女缝纫工必须扔下手中的夹克袖子或者棉服内胆,赶回租屋给孩子做饭。
杨化俊欣慰地向外人介绍,一家上海的大服装厂,“看中我们这里有大量的陪读家长”,考虑落地毛坦厂镇。
汤才芳并没意识到,像她们这些来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正在改变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在她看来,除了儿子高考,其余消磨时光的活计,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听说,毛中有一棵百年老枫树。很多家长和学生拜过这棵“神树”以后,“很显灵,第二年高考涨了一两百分呢”。
一天下午,汤才芳特意去寻访这棵“神树”。这棵老树长得枝繁叶茂,一根长长的树枝伸出学校的院墙。
走近毛中北门东侧的那面院墙,汤才芳很震惊。观世音菩萨的十字绣和“毛中栽培,神树显灵”的红色锦旗,被铁丝挂起来,几乎遮住大半面斑驳发黑的墙。褪色的锦旗旁边,一块简易房铁皮搭起的棚架下面,香灰堆到1米多高,一大片墙皮已经被熏得脱落,露出红色的裸砖。
汤才芳想烧上一柱香。巷子口,一个中年女人摆着香火摊,装烛火的纸盒上两个手写的大字清晰可见:“状元”。
这个陪儿子第二次冲刺高考的母亲,在巷子口停留了一会儿,还是转身离开了。她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一些迷信的甚至说不清的神秘感萦绕在毛坦厂。很多学生会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忌讳,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节”那天,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
如果真能熬到“马到成功”的那天,郑汉超考上了电影学院,这个未来的导演想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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