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性引内地留学潮

香港的大学水平还不是世界顶级，但自由、多元和开放在内地学生和家长眼中，可能和世界是“零距离”。香港的大学造就了香港社会，香港社会造就了香港的大学。香港社会的现代性和香港的大学现代性互为因果。

近年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一年比一年受欢迎。香港的大学距世界顶级大学的水平还有不少距离，可以吸引内地学生来，除少数人因奖学金，一个主因是香港的大学一如香港的社会，自由、多元和开放，按世界标准办事。现在内地学生来香港读大学，是身在国内、知识和信息在国外，将来可以出洋或海归。

民间和建制的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思想界和科学界精英，是工商界的利益的源头，但民间和建制的精英的功能、地位和命运差天共地。

建制的精英在组织里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做的多数是听指令、按计划的重复性工作。民间的精英本性独行独断、大破大立，不按既有牌理出牌，自觉或不自觉开拓了人文空间和价值，探索和创造新的可能。他们拓荒开垦后，工商界耕种和收成；工商界耕种和收成后，金融信息界再耕种和收成。 大学和社会互为因果

反向思维的不羁人才，绝大部分其实是自讨苦吃，辛苦和历险有份，收割和享用无份。他们以生命作投资，不知回报在哪里，但他们改不了“反向思维”的本性本能。这似是他们的宿命，是宿命的选择。他们一会儿被视为颠覆者、破坏王，一会儿被视为大救星、创造者。

大学在西方的出现，是这些不安于现状、不为实时利益所羁旅的人，“臭味相投”，互相砥砺，慢慢形成建制，维持颠覆和建设、大破和大立、大分和大合之间的秩序，建构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这些矛盾之间和各方利益之间的秩序和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价值。世界级大学，必屡经客观形势的大转捩，驾驭世界级的挑战和磨练，成就世界级的学术业绩和人文价值。

香港的大学水平还不是世界顶级，但自由、多元和开放在内地学生和家长眼中，可能和世界是“零距离”。香港的大学造就了香港社会，香港社会造就了香港的大学。香港社会的现代性和香港的大学现代性互为因果。

中国看西方，百多年来都认为西方是物质的，器用的，比不上中国文化的精神和道德。英人治港，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是在中国植入最长久、最完整的多元开放自由体制。建基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重商亲商和法治体制，保障个人和私产，由独立个体正正反反共生同处，有序互动，上下对流和转化。近来它被称为“中环价值”。

内地和香港的中国人，一直只以“唯利是图”看英人治港的“中环价值”和体制遗产。“中环价值”等于是以实利求生核心，以利益凌驾一切，形成排他的自足系统、意义和目的，无视一切由现代到后现代的人文价值和思绪，也不顾今天所得的文化内涵和源流。

成败系于审时度势

“唯利是图”也不是易事。它要在最细微根基处用心着力。用心着力要见效，不能不遵循由现代到后现代的人文价值和客观规律，不能单靠传统小农社会既成建制的“亲疏有别”权势系统、资源和意愿。“中环价值”最低限度也蕴含“实利求生”、“利益无亲疏”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文化内涵和源流。

“中环价值”肯定有其霸气一面，要令天下都知今天天下是谁家天下，谁作主，利益绞碎一切，99%唯上唯权，顺势，人和建制互为生存条件。但“中环价值”也有人文价值的一面，例如理性处理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尊重个人的价值，让人发挥所长和潜质，“活己活人”，服膺个人主义、多元自由和公正竞争的“唯能选才”制；保护弱者也是在保护强者。这些人文价值和思绪，最低限度是“利益”的工具和资源。

“中环价值”的另一面，是以明确公认共识的标准，打破原有的权威和等级，如博弈论，靠本事，分配资源和利益，承受成败的后果，负起责任。“中环价值”的二大文化意义：（1）“破”一些近乎中世纪式的传统愚昧落后（百多年来中国醒觉和文化再造）的权威和等级障碍；（2）“立”一些接近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百多年来中国醒觉和文化再造摸索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自由民主、开放，公正、公平、公义），取消原有权威和等级的障碍。

两种“中环价值”一正一负、一阴一阳，比例不同，但互为依存，相生相克，谁也少不了谁的对，合而为一才是比较整全的“中环价值”。如果切断两者的关系，“中环”不再是“中环”。最成功的公私机构，多数也是最全面掌握整全的“中环价值”者。

任何成功大企业、公私组织、机构、社会、国家、文化，长远发展的成败系于“审时度势”，摸索大势大转捩，正确策略选择。审时度势的一大关键是怎样处理内内外外正面和负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把负面转化为正面、防范正面转化为负面。没有细菌和病毒，没有今天人类的进步；但人类也屡屡几乎亡于细菌和病毒。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性质和定义并不是天生本质，不是绝对和永远的，而是因应各种变量组合而变的。无正无负、无负无正。建制人才是组织99%的主体，没有他们建制不能运作，但在全球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他们越来越失重要性，甚而越多误事。反向思维、否定再否定人才，绝少需求，而且令人生厌，莫名其妙，但对政经大转向大换势的重要性更显著，更关键。

培植精英建构社会

中国宋明两朝采取和现代西方相反的统治方法，弱化个人、下属和组织的内部机能，以防个人、下属和内部机能自由自主，不受控制，甚而作反。弱化组成部分而应付不了人和自然斗争，总体也因个体的弱而弱。同期的五百年内，中国人“中环价值”的思想和文化开始高处下滑，陷入下降轨。任何成功大企业、公私组织、机构、社会、国家、文化，由盛转衰，都有一个弱化下属和弱化内部机能的成因。除了很少例外，华资大都偏离整全的“中环价值”，倾向于和传统中国人社会同质的那面“中环价值”─要你看今天天下是谁家天下，谁作主；难容反向思维、踩禁区的异类人才和异己，不找1%跳出框框、否定既成体制和权威者，以备必时之需。人文价值和思绪，连工具和资源也不是。

香港的阶级和等级，建基于“唯能选才”制，社会流动性强。专业（主义）是最接近阶级和等级的香港特性。它培植精英秀异分子，成为社会的骨胳架构，建构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尊卑关系。曾荫权代董建华上位，可能意味着中国新领导层又一次尝试穿越中西文化历史的百年障碍，回归比较整全、多元的“中环价值”，但也只是回到正确路向上的再出发，再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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