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教界进行了关于博雅教育方向的改革试验,如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的元培实验班等。10月21日,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杨福家来到兰生复旦中学,给初中生上了一堂“博雅教育”课,并谈到如今教育的几个误区。
文理分班是个错误
杨福家院士将博雅教育归纳为几条,第一条就是“博”,要文理相通。
“以前,学生进了高中,早早就被划分为文科和理科,这是个错误。”在杨福家看来,“博”强调课程广阔、各学科交叉。除了深度,特别强调广度,文与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好在新高考之后,文与理将“混搭”,可能会激发学生更多的兴趣与特长。
“当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一手牵着孩子,一手就拿着吉他。”杨福家一直记得钱学森的一句话:“科学创新不是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除了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还需有文化艺术修养。杨福家是学理科的,但他从小学习画画和音乐。在他看来,科学创新首先来自形象思维,有了联想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去推理,才有探究,“难道做科学就是搞公式推理吗?我的灵感都是靠艺术启发的。”
他建议,从中小学教育起,就应博采众长,除了学科教育,还要提供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如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参与科研等。“人的头脑不是填满知识的容器,而是待被点燃的火种。”杨福家认为,教育一开始只有“博”,才能让学生发现所长,一旦发现且开发了,就成功了;这是一个人的发展机遇,任何教育都不能剥夺。
课堂应有“针锋相对”
杨福家给学生们看了一张哈佛大学校门的照片,“这样一所世界名校,正门校门很小,连汽车都开不进去。”
在他看来,大学教育,不在于门面,而在于胸怀。曾经有一名新生对哈佛大学校长说“你错了”,并列出他所研究的数据,校长欣然接受,“如果一个大学拥有这样的文化,那它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好的教育应该鼓励提问,鼓励讨论,鼓励质疑。避免争议,也就与科学和真理无缘了。”杨福家说,他在大学时上卢鹤绂教授的课,认为卢教授授课中一个方程有问题,却不敢当面和教授讲,所以问助教,是不是自己理解有问题。助教向卢教授反映后,教授特意请杨福家去家里,并告诉他:“我考虑欠妥当,你是对的。”杨福家认为,现在能接受学生质疑的老师其实并不多,更别提包容学生的争论。
杨福家说,提倡质疑和争论,不应该是从大学开始,而这一点正是美国教育的厉害之处。在美国的一所私立小学,能够得到全校表扬并通报的学生,是一个敢在课堂上质疑的孩子。一个8岁的孩子在课堂上举手对老师说:“你黑板上的字拼错了。”老师说:“我真的拼错了吗?让我查一下字典。”孩子马上说:“不必查字典,我保证你出错了。”其实,课堂就应该允许这种自然的“针锋相对”。
人才不分一等二等
“过去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杨福家提出,现在教育的可悲之处,却是将学生分成了一本、二本、三本生。进了职业学校,就是低人一等,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判断一所学校是否一流的标准之一,就是对学生来说,“这个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杨福家的外甥女曾向父母提出,要去美国学烹饪,可把家长急出一身汗。后来,母亲陪着孩子去学校走了一趟,最终打消疑虑。
他说,美国有60%以上大学是有职业导向的,比如美国电影学院、烹饪学院、纽约服装学院等,都是比较优秀的学校。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氛围,完全倡导“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很多工程师和技师的工资,不亚于大学教授。“区分人才,只是分工不同,不存在一等二等之说。”在杨福家看来,不给学生划等级,真正鼓励行行出状元,需要教育和社会逐渐改善。
“博雅教育中的雅,其实就是做人第一、学业第二。”杨福家说,这一条,在186年前就写入了耶鲁大学报告; 以科技闻名的斯坦福大学也明确提出这个观点。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学生应该长成什么样的人?杨福家用6个“L”概括:学以增知(learn to know); 学以致用(learn to do);学会思考(learn to think);学会做人(learn to be);学会提问(learn to ask);学会与人相处(learn to deal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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