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负面影响加剧：学校如工厂 学生如机器-中国教育

期盼已久的高考改革方案，这一次真的是要来了。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这意味着该方案已得到高层首肯，只须修改完善即可出台。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高考改革总体方案预计九月底十月初即将公布，作为试点的上海和浙江将在各省市当中率先发布自己的实施方案。

为什么高考改革方案一拖再拖？方案的实施又将对中国的基础教育、高校和培训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又存在着何种挑战与隐忧？

一拖再拖，原因何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后，教育部已经数次预告高考改革方案即将出台，但几次承诺，均告失约。最近一次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改革方案目前正在加紧论证，已经有了初步意见，“但我们还在考证它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风险性。将力争在今年7月底之前出台。”如今新学期开学在即，高考改革方案依然“神龙见首不见尾”。

“高考”的负面影响，这几年见诸报道的越来越多。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罔顾学生健康和权利，实行准军事化管理，采取题海战术，学生有如“考试机器”，学校类似于高考工厂“，完全悖离了教育的本义，也极大地妨碍了优秀人才的培养与脱颖而出。

改，是势在必行。在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去年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已明确，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因此，可以说目前的高考方案的“航向”早已经确定，但为什么方案却一再爽约？

著名的评价学者谢小庆指出，高考牵涉面极广，一旦真的要改，很多问题必须充分考虑，比如，谨防权钱进入，伤害公平。即使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腐败依然存在，在相应配套措施没有健全的情况下，情形会更加糟糕，因此确实需要极其慎重。

学术界对改革的路线图也存有不同的看法，“学界的争论也会影响方案的进程”，一位长期关注高考改革的学者说，“体制内一些人‘怕犯错’，习惯了‘求稳’，也是原因之一。”

也有受访专家表示，高考改革迟迟未出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方利益博弈。其中一位专家表示，招考相对分离，目前最具争议。因为随着一些高校直接对接考生，地方招生办的职能势必要重新定义，无疑会牵涉人事安排等一系列事宜。

影响：高校、中学和市场

高考改革方案的公布，无论是对高校招生，还是对基础教育领域的的教育教学，甚至培训市场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高考改革方案虽然还没正式公布，但其主要精神和基本原则已经相当明确，有些影响已可预期。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表示，制度会改变人和机构的行为。对于高校招生而言，在新的考试招生制度下，高校将从被动变为主动，从“据分录取”变为“按人招生”。“这将彻底改变目前高校招生的基本模式。由于高考分数不再是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这将迫使高校必须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富于自身特色的人才选拔目标。这对大学而言将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高考改革更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招生。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将向前影响中学基础教育的行为模式，向后影响大学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将会引导教育彻底从分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教育的本质，并对国家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秦春华强调，“就这一点而言，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对于人才选拔和培养，对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将是革命性的，其意义堪比1978年恢复高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高考改革对于火爆的课外培训市场有是否有影响？记者了解多家培训机构，他们坦言培训机构“春江水暖鸭先知”，比如北京讨论英语降低50分、语文提高到180分以来，今年二季度，英语课外培训报名人数就有了明显缩水，缩水幅度在10%左右，而语文相关的辅导课程则报名人数增多，最高的补习班人数增幅可达30-40%。

对于以提分为目的的补习班是否会因高考改革更侧重综合素质而市场缩水，不同培训机构看法不一，有培训机构表示，培训机构比体制内学校更灵活、反应更快，会根据市场情况做灵活调整，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新业务的利好。也有业内人表示，更注重综合素质评价的招考制度必然会使基于提分为目的的培训市场缩水，比如，现在从小学起，大多学生就参加各种补习班，但如果招考指挥棒改变后，小学阶段的补习大可不必。而以兴趣为导向的培训班可能会迎来更多市场机会。

挑战：腐败与作假

而对于招生考试改革在实施中面临的挑战。谢小庆教授认为，推进的具体步骤，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避免造成对公平的伤害。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也认为，能否在新的模式下确保高校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也就是说，如何让人情和请托因素不会影响干扰录取。这一点也是公众对于新方案的忧虑所在。但秦春华同时强调，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有公平的忧虑，就必须选择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这是偷懒的做法。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录取依据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危害人所共知，不打破这一“祖宗成法”，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秦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由于公平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中国各地方教育的不均衡，单纯依赖分数作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有可能会制造出新的更大的不公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城市学生或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通过雇佣更好的教师接受更好的训练而在考试中得到比农村学生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更高的分数。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事实所证明。所以，秦春华建议，分数只是一个结果，还需要了解学生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得到的这一分数。如果没有综合评价，如果只有分数这个唯一依据，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事实上，北大所试行的“元培综合评价系统”的经验证明，如果制度设计合理，程序严谨科学，随机性足够强，同样可以保证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甚至比通过分数录取的效果还要好。

秦春华提醒，有一个问题目前还不明显，但未来可能会影响很大。新的考试招生制度要求高校招生不以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要实行“综合评价”。但高校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表面上实行了“综合评价”，但事实上最终仍然以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换汤不换药”，“新瓶装了旧酒”。这些原因可能是，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偷懒怕麻烦、不愿付出过高成本、减轻各种社会压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考科目调整，减少必考科目，将会使高校招生时可以凭借的指标进一步缩减，而中学则会据此只强化训练这几门“主科”，而将其他选靠考科目边缘化，其结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这种苗头，实际上在前几年江苏高考改革历程中已经显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追问：高考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牛鼻子”？

招生考试改革如此重要，那是不是抓住了高考改革是抓住中国教育改革的“牛鼻子”，其他教育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呢？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新课程研究院（公益）院长刘坚教授充满忧虑。刘坚教授是新世纪以来第八次课程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对中国基础教育的现实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目前的改革思路非常好，也会切实解决一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要对高考改革抱有太多的期待。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最主要不是应试造成的，只是单一分数取向的考试制度把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制度化并不断加剧了。现在教育系统把很多问题都归结于应试，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误导。同样在应试环境下，为什么十一学校、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学校都能进行一系列具有本质意义的实质性改革？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山东全省规范办学行为、应试倾向得到有效的遏制，说到底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和教育底线的坚守。”刘坚教授进一步追问，“我们的高等学校并没有类似于“高考”这样的指挥棒和应试压力，我们的高等学校做好了吗？中国教育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按教育内在基本规律办事。“考什么教什么”并不能因此说明“考试”有问题，恰好相反，说明“教育没有遵循自身规律”；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同样重视学历、重视分数，甚至也有“考试地狱”之称，但是他们哪一所学校可以随意不按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开课，哪一位校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考不教”。”当然，基础教育被应试绑架，没有科学、权威、独立于中高考之外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评价体系，也是使应试如此猖獗的重要根源，但要充分意识到考试评价手段的局限性，尤其面对中国数以千万计的考生，建立科学、全面、公正、合理、有效的考试招生评价系统十分艰难；第二、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复杂历史文化社会因素的环境中，高利害的选拔考试、高层次认知能力与综合素质评价的手段与缺乏诚信体系的人情社会，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改革者而言，尽可能少地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他人、寄托于外在力量，才可能取得更加理想的改革效果。

而他对本论改革作为试点先行的上海和浙江的探索寄以厚望，“希望有真的有所突破。”（文/叶渔马娟王鹏善编辑李二民马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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