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不独一处 探究：中高考加分的困局与出路-中国教育

“加分优录”，一个广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近期，一些不合理的加分现象逐渐曝光：先有河南、辽宁等地体育特长生被质疑“分量不足”，部分学生主动放弃加分资格，后有北京、黑龙江等地涌现不少品德优秀的初高中学生，其加分难以服众，鸡西某中学的一个班就有12人获此殊荣，被人称为“雷锋班”。福建闽侯县则被曝给征地农民实施子女高考加分，报考指定高校可降20分，这项“无文件”、不公开的政策默默执行了12年，今年取消时才为社会所知……乱象不独一处。造成中高考加分困局的原因是什么？取消一切加分是否更合理？怎样通过规范管理重拾中高考政策的公信力？

回 顾：师出有名，而行之失序

当前的中高考加分，其来有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即规定高校招生对于“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对迅速提高革命干部素质和民族团结起到良好作用。其后，增加青年工人、烈士子女、立功退役军人、港澳学生等作为“优先录取”（即优录）对象，分数照顾幅度，无明确规定，但大体在20分以内。“文革”十年取消高考，优录主要体现在着力提高录取工农兵学员比例方面。1977年恢复高考后，取消了对革命干部和工农成分学生的政策优惠，逐步增加了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思想品德优秀者、体艺特长生、报考农林地矿等艰苦专业者等对象进行降分优录，并于1987年在《普通高校招生暂行条例》中进行统一规范。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明确规定高考降分与加分对象，明确规定降分与加分的幅度一般不得超过20分，且不得累计使用。而中考的加分，由各地方政府制定，但多参照高考相关规定。

综观60多年的“加分史”，大体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类别上基本分为照顾性加分和奖励性加分。照顾性加分，一类是教育部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政策制订的并长期执行的，如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的加分；另一类多是地方政府根据特殊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制订执行的，如三峡库区移民子女加分、农村独生女加分等。鼓励性加分，则是对德、智、体绩优生加分，主要对象如见义勇为者、省级三好学生，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含）以上者，各学科奥赛奖获得者等。二是加分对象的设定走过了一个从少到多、逐渐增加，又规范减少的过程。从最早的加分对象工农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三类，慢慢增至现行的少数民族生、归侨生、体艺生、三好生、竞赛优胜生、“思品”优秀生等多种类型，加上各地因地制宜产生的照顾和奖励对象，很难统计清楚。而教育部2010年制订并于今年实行再一次规范后，目前又呈类别减少、控制从严之势。三是中高考加分对象与幅度经历数次规范，均从模糊走向具体，对象基本明确，方式上，降分录取基本取消，优录主要转变为在一定投档比例内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加分一律控制在20分之内。四是各地在制订加分政策上有一定自主权，但这个自主权正在缩小，很多地方主动放弃；而操作过程中程序公正不足、监督不力等问题显现增多。

客观地看，中高考加分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设计初衷具有合理性，可谓“师出有名”。顾名思义，照顾性加分主要是依据维护社会正义的差别补偿原则，对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进行补偿，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社会公正；而鼓励性加分，则是为了倡导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弥补当前高考制度“唯分是举”的制度性缺陷，出发点应该说也是积极的，也起到了一定的鼓励效果。但近年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往往在执行中与政策出发点出现偏差，甚至闹出丑闻，的确值得检讨。

析 因：滥用加分，操作失控，监督不力

中高考加分乱象丛生，教育主管部门反复规范却仍难以“管住”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中高考负担过重。这种负担以加分方式分担且加分权被滥用时，便让中高考加分不堪重负。其二，是腐败侵蚀，操作失控，使得一些出发点良好的加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

中高考的主要功能是选拔，但由于强大的统考传统，使考试选拔成为我国教育的核心制度之一，其张力之强大，引得诸多诉求都希望通过考试导向来加以实现，比如，要彰显社会公平，对历史遗留的和短期难以改变的一些“不公不平”之处，则先通过中高考加分予以弥补；要进行社会教化，则对“见义勇为”进行加分奖励；为推进农村计划生育，便对“农村独生女”进行加分……中高考面临的沉重负担决定了中高考加分的负担同样沉重，这么多的国家意志、地方政府意志甚至部门和行业的意志，通过中高考加分来贯彻，操作简便，当然会使“有关部门”趋之若鹜，甚至滥用。而中高考加分一旦被滥用，加之腐败侵蚀，自然乱象纷呈。

操作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人们指责的弄虚作假、缺乏程序正义等问题？这中间有项目设计的缺陷问题，有资格认定的问题，也有操作过程的管理问题。如对思想品德加分，是将比较模糊的品德鉴定转化为量化的分数，在崇信分数的中国人心中是难以接受的，而且难以操作。因为人的道德品质不易客观评定，只有通过言行加以考察，而言行又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其真实思想品德，尤其是以操行来评判一个学生是否在竞争激烈的升学中加分时，则很可能异化。加分资格认定方面受质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确定资格与使用资格往往是不同部门，难以要求加分资格的确定者对实施加分的后果负责。如少数民族加分资格是民族宗教管理部门认定的；今年引起广泛质疑的体育二级运动员加分，其资格由体育部门负责确定。资格认定部门出现的问题，却要由教育部门承受失真的结果。而二级运动员认定发证权地市一级的体育局就有，如监控失效，自然难以排除为了地方利益组织专门“加分赛”的可能，重点中学成绩优秀学生同时也是“武林高手”的现象就出现了。至于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则因透明度尚待提高，监督力度有待加强，需要用公平公正的阳光照射全程，“排毒袪病”。

寻 路：客观看待，继续瘦身，系统整治

由于现有社会条件和制度体系中，入学机会远未做到公平，还需要对特殊群体所受实质不公平进行补偿，因而加分尚无法退出历史舞台。实践也证明，中高考加分曾发挥过良好的作用；现存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来克服，没必要一棍子打死，也不可能一棍子打死。笔者主张，对照顾性加分，如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加分等应在严格审定资格的基础上予以坚持，并在各种录取方式中予以推行。对鼓励性加分，则需要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进行重新审定，继续“瘦身”，并最终由“硬加分”变为“软参考”。比如，纲要提出要形成“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特长显著自主录取、全面发展推荐录取、符合条件定向录取、突出人才破格录取”的多元录取格局，鼓励性加分就可以放在统一考试之外的录取方式中予以体现。

谁能决定高考加分政策和谁来享受加分优惠，是重新厘定高考加分政策最为重要的节点。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理所当然地应由中央政府予以明确，哪些项目是全国统一执行的，应在哪些录取方式中执行；哪些项目可由地方制订，实施的范围又有多大。在明确权力的同时，要明确责任，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教育部2010年制定并于今年全面实施的高考加分新政，已对高考加分进行“瘦身”，重点是“三调整、一规范”。一是调整奥赛科技类竞赛加分项目。所有省份均取消了奥赛省级赛区获奖加分项目，7个省同时取消全国赛区加分项目。17个省份将该项加分项目分值由20分降至10分以内。据统计，过去几年来全国每年具有奥赛科技类获奖加分资格的考生约5300人，2014年降至1300人，相比往年减少75％。二是调整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调整后体育特长生项目严格限定为中学普及范围广、锻炼效果好的运动项目，其中国家限定8项，各省（区、市）因地制宜确定不超过两项；同时要求申请体育特长生加分的考生均须参加省级统测。据统计，各地体育特长生加分运动项目由往年70项调减至2014年的17项，减幅为76％，航海模型、无线电测向等“三模三电”及棋牌项目均不再列入高考加分项目。8个省区取消了所有体育特长生加分，17个省份将该项加分项目分值由20分降至10分以内。三是调整地方性加分项目。各地对本地区现行高考加分项目进行了系统梳理、评估和调减。据统计，地方性加分项目合计由往年124项调减至2014年的86项，减少近三分之一。天津等6省市取消了所有地方性加分项目。四是严格规范加分工作程序。要求所有加分考生，均须经过本人申报、有关部门审核、省地校三级公示后方能予以认可。体育特长生省级统测实行全程录像，现场公布测试成绩。由于地市政府负有统筹本地区高中教育之责，中考加分应由各地方政府比照教育部相关规定进行清理，严格规范。

教育部进行的“三调整、一规范”，收到显著效果。但是，从今年实施的情况看，似乎还有“水分”可挤。如地方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削减甚至像天津等6省市那样全部取消；思想品德加分因操作困难也应予取消。体育特长生加分，只保留重大比赛优胜者直接加分（需对哪些属重大比赛项目一一认定），而二级运动员的加分则可取消。因为中学的体育尖子——如果真是尖子，还有高水平运动员的渠道录取，其优惠幅度更大（通过省测和学校测试的，分数达二本线可上一本，特别优秀的以达二本线65%的分数读一本）。

系统整治加分之乱，确保加分政策执行不走样，还必须从政策制订、措施设计到程序步骤、操作规范都予以明确规定，使加分操作的每一步都具备“可追溯性”，通过建立完备的公示制度、调查制度，调动社会和舆论来进行监督，使加分腐败无处遁形。同时进行责任追究，可请纪检监察部门介入监督，无论哪个部门认定的资格，无论何时组织的测试，一旦弄虚作假，则由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责任、严厉处罚。要让加分认定从“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只有每个环节都规范操作才不会烫手，热衷“参与”的人自然就会减少了。

总之，我们应该相信，客观看待中高考加分在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的历史作用，正视问题，厘清乱象之源，明确管理责任，规范操作程序，强化监督管理，就能使中高考加分走上决策民主化、操作规范化、过程透明化、监督社会化的正确路子，确保其公平和科学。（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 胡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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