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7日，中国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这一天开始，939万莘莘学子将走进考场，对十几年寒窗求学作一次小结。
“千军万马独木桥”，这曾是中国民众对这场选拔竞争程度的比喻。然而，从高校扩招到社会机会多元化，眼下的高考虽已不再是出人头地的“独木桥”，但是，一场牵动近千万家庭的考试，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从标印着“绝密”字样的试卷，到警方护卫考点、监控录像，再到考试之后的全封闭阅卷，全社会都在努力创造一场公平的竞争。
然而，在流动人口超过2.3亿的中国，人们期待，更多的 随迁子女能够更平等便捷地就地参加高考；在国家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下放给高校时，人们期待，高校自主招生少一些“暗箱”，多一点透明；在各种“特长生”遭 到社会质疑之际，人们则期待，高考加分政策少一点“猫腻”，多一些人性。
从“高考移民”到异地高考，因一纸户籍绑架的高考公平之争持续多年。因为一些重点高校在各地投放的招生计划不均等，不同省份之间，考生考上名校的几率甚至相差数十倍。如何破除高校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成为中国高考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
户籍间的高考落差：有的走独木桥，有的走钢丝
今年高考前夕，重庆市开县教育、公安等部门查获一起有组织的高考移民案件，涉及88名考生的高考报名问题。媒体调查发现，此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高考移民案件背后，存在一个涉及重庆、河南、山东等多地的利益链条：有人负责宣传招生，有人负责办理户籍学籍，有人负责打点关系。
这则关于“高考移民”的新闻，再次让高招领域备受诟病的“区域不公”问题广受关注。
近年来，每逢高考季，网络上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段子：建筑工地上，工程师和民工同龄，闲聊得知，两人同年参加高考，在同一张试卷上，工程师是北京考生，考480分上了一本，民工是河南考生，考了530分却落榜，外出务工。
虽然，网络上关于民工与工程师这段“高考对话”版本众多，但是，无论是高考移民还是民工与工程师命运落差，都反映出高考录取在地区间的不均等。
有媒体统计，在北京大学(含医学部)2013年总计2065个普通高考招生名额中，408个给了北京本地生源，而其在山东、河南、四川这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总和也只有268个，而上述三省当年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招生的人数总和为170.9万，是北京本地报考人数的23倍多。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曾根据2011年的高招数据进行调研，并得出当年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千军万马争夺独木桥”，这是中国民众对于高考竞争程度的形容，但是，有网友就调侃道：“高考，在一些地方是过独木桥，在一些地方却是走钢丝。”
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省部共建”的利益牵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就感概“广东将会成为考上好学校最难的一个省”。由于考生人数较多，罗伟其说，广东一本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六点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有些省份该比例高达15%到20%。
罗伟其的感叹背后是户籍壁垒下，当前中国高招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的现实，这同时也道出了异地高考放开虽呼吁多年，却在一些省市迟迟举步维艰。
“一些重点高校在招生比例的投放会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包括所在地的高等教育资源、自身办学特点、生源等。但是一些重点高校是‘央地共建’，地方财政对众多部属高校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招生时则提高本地生源的比例。”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中新网记者分析。
专家所说的“央地共建”，也被称为“省部共建”，是指1999年以来中国的一些重点高校由国务院部委(主要为教育部)与相关省市区共建的模式。
“地方政府投了钱就想有现实的利益回报，要求招生指标增加。”熊丙奇说，中央和地方共建高校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地方积极关注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功利思维对待这种合作。
针对偏袒属地生源的质疑，一些高校曾经以“北京生源质量好”作为解释，但这种说辞引来更多的质疑和批评。
对此，熊丙奇称，一些名校总是倾向性认为来自大城市的学生更优秀；其次，如果生源更多来自贫困地区，大学面临的贫困助学任务可能就会更多；此外，高校认为扩大招收大城市生源或者本地生源，四年后大学面临的学生就业压力可能就小一点。这些有形无形的因素其实在加剧教育不均衡。
教育部曾划属地招生“红线” 破题在于高考改革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高考招录均等的改革力度，并扩大重点高校在贫困地区的招生比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并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其实，早在2008年，教育部就曾发文，要求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逐步缩减到30%以内。今年3月，教育部发文，再次提出“适度降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以及新增计划主要投向中西部地区等措施缩小区域入学机会差距”。
官方一再强调减控属地招生，但近年来一些高校虽然属地招生人数在数字有所下降，但是实际招收人数并没下降，甚至还存在扩招之嫌。
“一些高校虽然在公布招生计划时把数字‘缩小’，但他们公布的招生计划往往不包括自主招生、特长生、保送生等名额，实际招生人数往往高出招生计划人数很多。”熊丙奇说。
除了招生计划明降暗涨，熊丙奇说，“有的地方高考报名人数连年下降，但是高校在当地投放的招生计划降幅不大，甚至不降，这样招录比例实际上不降反升。”
“我们现在的高校是行政权力的下属机构，调整招生计划实质上是一个改变权力分配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破题之道在于改变当前计划招生体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新网记者表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舆论再次燃起对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期待。在储朝晖看来，实现高考录取均等，未来的改革应着眼于建立专业的招生录取机制，让高校和学生之间实现相互选择，而非完全通过行政权力进行招生分配，这不仅是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核心，也是高考改革的方向。(记者 阚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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