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五四青年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提出，“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中国的美好蓝图，鼓舞着青年追逐梦想的决心。青年的人生轨迹与国家密不可分。当代青年需要行动起来，紧跟时代前进的脚步。
为此，我们特编发了这组报道，从房子、孩子、就业创业等青年群体最关心的话题出发，看看年轻人在想什么，想做什么，《决定》又给年轻人带来了什么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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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理想，但不是全部
肖楠，27岁，新疆人，今年7月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工作，面临买房压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肖楠开始不太愿意参加同学聚会。“说不了几句就房子车子，感觉压力好大。”肖楠皱着眉头说。
话题的转变大约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的。肖楠的同学有的直接参加工作，也有的继续读研。挂没挂科、交没交男女朋友不再是主流话题，大家谈论更多的是工作如何、待遇怎样、什么时候结婚、买房没有。
肖楠选择继续读研，毕业后留京工作。前不久，长三角地区的几个中学同学聚到一起。3个留在苏州的同学中，有两个已经买了房“定了下来”。
“读博真是一条不归路。”在苏州大学读博的杨海男，自嘲是导师的“小黑奴”，学校每个月给他们的补助是1000元。他私下里告诉肖楠，自己平时很少跟另两个同学聚会。“眼瞅着他们都在这里安了家，自己还漂着，有点不平衡”。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张海男拒绝了某市知识产权局的工作而选择读博。后来去该局工作的同学告诉他，转正后收入能有1万多元。“苏州的房价1万多元一平方米，这个收入，三五年也能买房了”。
但张海男不喜欢机关事业单位，觉得过于机械化。“我挺喜欢搞科研的，博士毕业后想出国，继续做专业研究。” 张海男说，照这个状况，买房“还得有些年头”。
这次小聚聊起很多同学，肖楠发现，本科毕业4年，分水岭渐显。班里已买房结婚的同学，竟然快过半数。
肖楠的闺蜜刘湘也买房了。大学毕业后，刘湘被家乡的电力系统录用，工作3年，就和同事买了房结了婚。这让肖楠和“驻外”的同学们非常羡慕。“毕业回去的同学混得都不差，几乎都是3年买房，5年买车。”
刘湘觉得，在家乡也能有好的发展。“我当初不留北京，就是觉得吃那个‘苦’没必要”。
也因此，当得知肖楠打算留在北京的时候，刘湘极力反对。“家乡虽然落后点，但如果能进个好单位，也是不错的啊。北京房价那么高，有什么奔头？”
但肖楠还是选择了北京。“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北京的发展空间大，趁着年轻，真的想奋斗几年，闯闯看”。面对肖楠的选择，刘湘有点无奈，在她看来，肖楠太过理想主义：“理想能当饭吃吗？”
肖楠并不是孤例。本科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研究生搞环境工程的赵向阳，却怀有一个新闻梦。学生时代他是校媒的骨干，毕业后，凭借自己的工科背景和校媒经验，赵向阳如愿进入一家科技类报纸。
此后，赶稿子成了家常便饭。但每每有满意作品出炉时，赵向阳都忍不住要跟好友分享。在他看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自己想要的”。同批进报社的员工中，他是表现最优秀的一个，但工资最高的月份，也只有6000多元。这与北京动辄四五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相比，有点杯水车薪。
他心里清楚，在北京，靠自己买房不现实，很多毕业买房结婚的同学，不过是继续“啃老”。
“爸妈辛苦一辈子攒点儿养老钱，我全拿来付首付？”赵向阳摇头，“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2009年12月至今，“国十一条”、“国十条”、“新国八条”，以及今年2月的“国五条”陆续颁布。但肖楠的男友并不看好调控政策。“买房是80后的刚需，光想着等政府调控降低房价，不现实”。
但每一个与房有关的政策，仍在触动着两个人的敏感神经。“北京帮”QQ群里激烈地讨论“小产权房能不能买”、“房产税要立法”。就连“农村土地流转”也引来不少揣测：农村土地市场化是否可能降低房价？
一次活动中，肖楠认识了田静，漂亮、高挑、有气质是这个女孩给她的第一印象。但让肖楠没想到的是，田静已在北京市海淀区小月河附近的忆展公寓住了近3年。
小月河是北京著名的蚁族聚居区，像忆展公寓这样出租床位的宿舍式公寓，在小月河不下二三十个。田静约12平方米的“家”，3张上下铺住着6个女孩，她住上铺，一个月300元。
田静说，在家自己是个小公主。一毕业，家里就托关系把她弄进一所学校当教师。但田静不喜欢这样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干了两年，便辞职和姐妹一起“北漂”。
“刚来北京的时候，想法特别多，但现实给我好好上了一课。”3年中，田静做过前台、营业员、校对员，收入始终徘徊在两三千元，频繁换工作也让她日渐低沉，直到在一家公司谋得一份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
田静进修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勤奋的品格也让老板特别赏识。一年后，田静的收入已经涨到6000多元，去年12月，她搬出小月河，在小西天附近和一个同事合租了一套两居室，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终于不用担心起床吵着别人了。”她笑着说。
“对我来说，买房也许是一种奢望，但也没准儿能实现。”田静说，比起房子，她更享受在这里的成长和改变，“买房是理想，但不是全部，趁着年轻，慢慢来。”（文中人物皆是化名）（记者 李林）
去农村不止是种地喂猪
高建，27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人，放弃城市回到农村创业。
高建今年27岁，从城市到农村，白手起家的他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现在的他是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幸福田园花木营销专业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同时也是两家花木园林公司的所有人。
“简直可以写书。”27岁的高建这么形容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在2006年。那一年，刚满20岁的高建还是西南交大电子商务专业一名大三的学生，本着对专业的兴趣，他打算做一个电子营销的网站。
网站做成了，可是“卖什么”成了困扰高建的最大难题。从小看着父母拾掇贩卖花木的高建，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家里，“想了想，不如就卖自家的花木”。
高建并没有把这当做一件大事。但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改变了他的生活。“说是通过网站看到了我家的花木，想来谈谈生意。”就这样，高建意外地赚到了第一桶金。
通过自己建立的网站将自家的花木给推销出去了，做成网站的第一年就赚了七八万元，这对当年还只有20岁的高建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
做下去，这是2007年离开学校时高建脑子里最坚定的想法。同学们大都或是留在成都，或是选择去了别的城市。而当初一同建立电子营销网站的同学大多去了互联网公司任职。唯独他早已打定主意：回家，回农村去。
他是同学里几乎唯一一个回到农村开始自己事业的。
比高建小5岁的彭宇今年本科毕业。不打算读研的他选择加入找工作的大军。
和高建那些同学一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赶在就业季结束前，他选择签了一家武汉房地产公司，“是国企，家里也很满意”。
在彭宇老家，“城里、工地、工厂”是人们的3大去向，总之“没有人还留在村里”。和许多农村一样，在彭宇的老家，人们大多出去打工，村里只留下老人和小孩。
彭宇也没想过回去，他选择离开的理由是“觉得农村没什么前途”。“种地喂猪赚不了钱啊。”彭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高建选择回家，理由简单而又直白：“能赚钱啊。”
成都温江区，以花木种植业闻名。温江的农户大多以种植花木为业，高建老家万春镇也不列外。高建相信，在农村能做的远不止“种地喂猪”这么简单。
以自家种植的花木为依托，高建成立花木园林公司从事网上的花木营销。事业起步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家里的花木销售总额从过去的十几万元，一下涨到了五六十万元。
这在老家引起了不小震动。在镇上，高建变得小有名气。镇上的幸福田园花木营销专业合作社偷偷瞄上了他。不久，合作社内成立了网络营销部，邀请高建加入。自此，高建从帮自家营销花木发展到了为合作社社员和商户营销花木。
网络大大拓展了市场的半径。现在万春花木已经销往重庆、贵州、河南、河北等多个省市。每年通过网络营销出去的花木价值在800万～1000万元，占合作社销售总额的70%～80%。网络已经成为合作社出售花木的重要手段之一。
与高建不同，成都青白江区福洪乡的兰祥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回农村老家。2008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成都找了一份房地产销售的工作。2010年，眼见父母身体不好，他辞去工作回到了农村家里。福洪乡的农户以种杏为业，回到家的兰祥一边在家管理杏树，一边把种杏的农户们组织了起来。
福洪乡有一个优质杏协会。过去，协会有名无实，加入协会的兰祥想的是“怎么把协会搞活络”。
兰祥首先把区农发局的专家请下来讲课，组织农户接受培训。“如今政策好。”兰祥的目的就是让每个农户享受到政策的好。他们还与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建立了合作，引进教授们培育的优良品种。
当地的杏果节和杏花节也在兰祥手上发扬光大。每年三四月和六七月，乡里会分别组织杏花节和杏果节，可是因为道路不好，来的游客总是不多。兰祥从区里要到了一笔资金，重修并拓宽了通往乡里的马路。兰祥又发动亲朋好友在微博、QQ、微信、贴吧里宣传福洪乡和杏果。
来玩的游客一下多了起来，“多得路两边车都停不下”。而过去只卖一两元一斤的杏子到杏果节的时候能卖到10元一斤。
从城里回到乡下，兰祥并不后悔，“坦白讲，收入和以前在成都工作差不多”，但如今所做的让他更有“事业的成就感”。
高建则把兄弟姐妹都拉进花木的生意。“现在改革，以后考核官员都不看GDP。”他踌躇满志，对未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城市的环境，绿化将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重点。”他的目标，是在全国乃至全球建立起自己的花木帝国。（记者 徐霄桐）
外地妈妈的教育经：且行且看
安可，34岁，安徽人，在北京工作10年，孩子5岁半，为上学问题发愁。
安可的女儿5岁半了，为了应付明年的“幼升小”，她把女儿转到了一家培训机构开办的学前班。
这是今年9月的事，安可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事。
安可和丈夫“漂”在北京已经10年了。年轻的时候，他们觉得户口就是一张纸，买房、买车什么都不耽误，有没有都一样。但是，从安可怀孕开始，那张纸就如同一张网，把他们缠得喘不过气来。
在女儿7个月大的时候，安可去小区里的幼儿园报名。拿过幼儿园传达室大爷递过来的登记本，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有的父母早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登记了，填的是预产期。
“户口在这儿吗？”大爷看安可摇头，颇为内行地告诉她，这附近七八个小区的孩子都盯着想上这个幼儿园，要么找关系，要么就赶紧找别的幼儿园。
那时候，安可只有29岁，对“母亲”这个角色的理解尚停留在让孩子吃饱穿暖的层次。显然，这是不称职的表现，安可开始研究片区、学区房，跟同事们讨论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
但是，每个话题都不轻松，每种方式背后都是数不尽的弯弯绕。如果说幼儿园阶段还能“将就”，那小学是万万不能的了。
安可买不起学区房，除了到时候托人找关系，只能让孩子“裸考”。而要考试，之前的各种才艺学习、知识储备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从女儿3岁开始，安可就给女儿报了钢琴班、舞蹈班、绘画班，再加上英语课，小姑娘周一到周五只有周四一天可以按时回家。她希望女儿能参加一些考试，拿到一些证书，将来好歹有些优势。
就在女儿上了学前班不久，北京就启动了高考改革，比如降低英语分值，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
不过，这个在媒体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消息，在安可那个QQ群里并没有太大反应。群里都是“随迁子女”的家长，很多人的孩子不是出国，就是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直到11月15日，这项政策有了“全国性”的表述，安可才开始正视变化的到来。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北京的上述变化是这样表述的：“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安可隐约觉得，等到女儿18岁时，回老家高考可能不会那么恐怖了。起码，她的同事是这么安慰她，“总比我们能好些”。安可的同事每天看着晚上10点才睡觉、周末去中科院做实验的闺女，愁得跟什么似的，“会做实验有什么用？我们老家的高三学生每天自习课都要上到晚上10点”。
安可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新闻，关注那些以前从来不看的晦涩文件。从“从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到“破解择校难题”，从“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到“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每一条都让安可喜忧参半。
在一个教育论坛里，已经有家长给出了“理性”分析：“校长教师交流轮岗，长期实行下去肯定会有好的效果，但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今年小升初‘坑班’消失，家长们选学校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难了。”
教育改革的拼图到底有多少块，等到女儿高考时能不能拼完整，安可完全没有概念，她能掌控的只有一条：拉着女儿的手跌跌撞撞地且行且看。（文中人物皆是化名）
养二胎给了我们换一种活法的机会
冯迪，31岁，浙江台州人，妻子是独生子女，2013年刚有了第一个孩子。
“你会生二娃吗？”
面对这个问题，冯迪淡定地回答：“应该会生俩吧。”
同一个问题，冯迪的姐姐冯莉就决定不要二胎。理由是，生二胎的精力、金钱“成本账”居高不下。她用女儿的周末辅导班举例：“家长周末都花在接送孩子上面了，如果养两个，人不是要累死啊？”
但冯迪却认为：“参加这么多辅导班没啥意义。”在他眼里，小侄女过得“很惨”，“没有双休日，一周上7天课，简直摧残少年儿童。让我一周上7天班，别说连续三四个月，要是连续一个月，我肯定疯了。”
他正是看到小侄女的辛苦，才决定：“我的宝宝，以后每周最多上一天辅导班。”
“单独二胎”政策最多只能覆盖到2000多万人，但它撬动的，可能是一个国家年轻父母的教育观。
冯迪就认为，二胎家庭才能做到少上辅导班。“只有一个孩子，如果你不给他安排项目，他就很孤单寂寞，两个孩子就可以互相作伴，反而省心。”
“但是周围孩子都去辅导班，你不让他上吗？”冯莉问，“会不会和周围小朋友不一样？听说有的小学老师，上课讲得很浅，内容都在辅导班教，不能不去上啊。”
“不上就不上呗，非要跟人家比较干啥？”冯迪反问，“如果产生了厌学情绪，反而更不好，在学校上课都没兴趣了。”
“如果两个娃都只能接受差一点的教育，还是生一个比较好。”这是冯莉的教育观，而弟弟却相反。
其实，冯迪自己就是周末少年宫的数学辅导老师。但他总跟学生说：“不要每个周末都排满，至少留一天让自己出去玩，放松心情。”冯莉信奉的是“精养”的育儿观念。她买了一大堆育儿书籍，孩子5岁前还请了一名专职保姆，上小学后也是每天接送。
“一个阿姨都还不够，还得我帮把手，不然她得一直盯着孩子，都不能吃饭了。现在电器、插头什么的都不安全。如果有两个孩子，大人还怎么带得了？”冯迪则反驳：“穷有穷养，富有富养，就看每个人自己怎么想的吧。我觉得亲人带孩子比较好。”
他举了个例子：他的一个男同学，从小在家就是保姆照顾，父母负责赚钱，很少费心照顾他。结果他现在虽然结婚了，但家庭观念就比较淡漠，“下了班不怎么喜欢回家，也请了个保姆料理家务。”
作为80后的冯迪，就是和姐姐在巷弄里“一起玩着长大的”，家长从不接送上下学。独生子女的“金贵”，让很多家长不敢再“放养”孩子。
冯迪希望，二胎政策能让他的下一代重新回到“让孩子皮实”的“放养教育”中。
在辅导班上，他就看到有小学六年级或初一的孩子领着弟弟妹妹来上学。“有一年，班上一个女生有弟弟。我上课一拖堂，她弟弟每次都在门口巴望着。孩子有两个的话，也会相对听话，不娇气。”
对于“二娃”的经济成本账，冯迪并没有过分担忧。
从宝宝出生到现在，他们没有买过一件婴儿衣物，全都是亲戚朋友送的。“因为我这是头一胎，亲朋好友送来的尿布都用不完。否则每天尿布大约需要12元，其实也是不小的开支。”冯迪说，“我们开销不是很大，一个月奶粉1000元。不啃老的话，2000元是至少的，3000元也不奇怪。”
“其实如果养二胎，会比一个孩子经济一些。”
“二胎可以用头胎孩子的用品，婴儿衣物男女都可以通用。”他举了一部80后童年很熟悉的日本动画，“你看过《樱桃小丸子》没？小丸子用的一切都是她姐姐用过的。当然，如果孩子性别不同，花销就变大了。这些都是变量。”
有机会要两个孩子，对于“独一代”的80后和90后，将可能是改变幸福观的政策。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物质的社会，工资涨幅跑不赢CPI涨幅，关系到孩子的各种花销都很昂贵。所以，我们在拼命挣钱，然后为了孩子咬牙砸钱。但是否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冯迪给出了他的思考，“也许，平平安安养大一男一女，不要过度追求所谓‘品质生活’，别给孩子太多压力和要求，大人和小孩才会活得更幸福。养二胎，也许等于换一种活法。”（记者 庄庆鸿）
从“月”到“天”，创业手续简化进行时
马德龙，29岁，山东日照人，两年前开始创业。
2011年8月6日，农历七夕节，马德龙和朋友合伙成立的“3W咖啡馆”，在北京中关村籍海楼的对面竖起了招牌。这个26岁的年轻人，在毕业5年后，最终走上创业之路。
而“创业手续”4个字，曾令这位北京邮电大学的高才生头疼不已。
马德龙告诉记者，他创业源自一个属于年轻人的灵感：2006年，刚从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的他，就获得了腾讯公司交互设计的岗位。“做互联网是我的兴趣，咱们现在使用的Windows版QQ的构架，还是我们那时设计的。”马德龙骄傲地说，“后来，我换了几次工作，但我和朋友们一直有个愿望：互联网是个开放平台，‘碰撞出火花’，能不能做个互联网圈子自己的咖啡馆，给年轻一代的互联网从业者，提供这样一个开放、专业、休闲的交流场所？”
类似平台马德龙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决定自己设计一个——“3W咖啡馆”的创业点子诞生了。“除了售卖咖啡之外，它应该还包含行业沙龙、天使投资、俱乐部、企业公关、会议组织等活动。”后来，马德龙得到圈内人士的热情资助后，辞职专心打理咖啡馆。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期间，“繁杂的注册手续”竟比筹措资金更难。
“工商局、税务局……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有时候好不容易到了，又被工作人员打回来，说我们少一份这个材料，这个材料补齐，工作人员又说那个材料不合格……来来回回折腾，办成一件事，跑三四次算少的。”
对此，北京大学化学博士倪博也深有体会。2012年5月，27岁的他和朋友创立了一家机械化工环保领域的公司。“与互联网不同，化工这块是实体产业，需要的证更多，各种经营证、使用证、生产许可证，加之排污、环保等方面，都让我们压力非常大。有时，一个手续要跑七八趟。”
据了解，一家新公司的注册，至少要经过核名、提供证件、审批、刻章、验资、申请营业执照、申请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税务登记证等环节。如果注册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企业，还需要进行环境评估等环节，手续则更为复杂。
马德龙笑着给记者回忆了公司核名环节的“遭遇”：“我们最开始想取名为‘北京3W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可是工作人员怎么都不同意，觉得像一个非法组织，为了用这个名字，我们跑去解释了7次。”最后，马德龙还是花了一千多元钱，找了一家“代办公司”，跑了两个多月，手续才全部办完。
在“3W咖啡馆”，马德龙认识了不少渴望创业的年轻人。他告诉记者，几乎所有人都抱怨过程序难问题。“注册企业代办公司能够有生存的空间，也间接说明了创业流程的繁琐、复杂”。
曾在加拿大留学的创业者谢殊亦感触颇深。归国之后，谢殊创立了一家公益性舞蹈艺术交流平台“均然艺术”。“国家已经发展到了新一代年轻人更注重精神层面追求，包括跨文化交流。”他慨叹，“但是，即使是非营利性公司，创业手续也不简单，我干脆委托别人代办。”
而近一年以来，情况悄然起了变化。在马德龙眼里，创业手续“从‘月’变成‘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从今年年底开始，北京市工商局也开始实施《关于简化工商登记程序优化准入服务的意见》，为申请人办理营业执照提供更多便利，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在马德龙的直观感受里，十八大后，“简政放权”的春风已经拂面而来。今年7月，他又开启了一个创业项目——拉钩网。“拉钩网的注册程序，比3W咖啡馆快得多，银行等金融服务环节也省了不少事。我原来花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现在只要两三天就办完了。而且，国家政策在资金和通道上，都给了我很多优惠。”
如今，成立两年有余的“3W咖啡馆”在互联网圈内已小有名气，马德龙的公司也在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据他介绍，有两个中学生带来了自己很好的创业点子，在他的帮助下，很快便找到了天使投资。
因为给青年的创业服务提供得不错，这两年，北京市工商局经常来马德龙的公司调研。“工商局局长来了解过情况，问我们创业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马德龙告诉记者，“为了解决程序复杂繁琐的问题，工商局还专门为我们开辟了集中办公区域注册，一个桌子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话。
这句话已在马德龙身上得到了注解。“创业有风险，创业需谨慎。但是政策的鼓励，对年轻创业者是莫大支持。”他说。（实习生 苏梦迪 本报记者 王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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