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南开大学承办的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2014年国际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需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
他透露,我国目前在学研究生总数约为170万人,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注册研究生的规模。2012年我国博士生毕业总数为5.6万人,约为美国的40%,硕士生毕业总数约为56万人,不到美国的70%。
教育部官员关于我国高层次人才不足的说法,被一些专家视为继续加大研究生扩招的信号。
1999年,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高等教育进入快速扩招阶段。
进入2008年,教育部表示1999年开始的扩招过于急躁,并逐渐控制扩招比例。教育部前副部长吴启迪在同济大学举行的“2007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开幕式上透露,我国研究生扩招比例将控制在5%以内,研究生培养要从扩大规模向提高质量转变。
然而,随着2009年我国开始积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扩招再次迎来契机。据杜占元透露,自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30多年间共培养博士研究生49万人,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其中近5年培养的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50%。
记者查阅教育部网站公布的2011~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发现,我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从2011年的560495人,一直扩大到2014年的631020人,2014年比2011年增加了12.6%。不过,2012~2014年的增幅逐渐减缓,分别为4.3%、4.0%和3.8%。
近年来,盲目扩招被视作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北京商报》刊文指出,大学里的一名硕士生导师一般需要指导4名以上的全日制硕士生,指导的在职学习的专业硕士生平均达到五六名甚至10名以上,已经处于满负荷高压力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扩招,将给导师造成更大的工作压力甚至伤害。在此情况下,部分导师对学生的指导难免流于形式,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变成了“本科后”教育,专业研究能力的提升无从谈起。
研究生盲目扩招,还会导致高校对本科教育的忽视,本科学生获得知识和就业机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务院学位办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当下,很多本科生实际上是把深造当作逃避就业压力的途径。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唯学历论的风气。某国企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年提供的一些岗位,本科生完全可以胜任,但在目前形势下只能优先录取学历高的毕业生。
近年来,部分高校盲目扩招已经超出了其资源承受力。据《新京报》报道,今年北大、北师大等高校均在招生简章写明,部分专业型硕士生均需自理住宿等费用。
不过,一些高校并未停止扩招脚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校追求教育GDP的思维未变。不少高校认为,只有举办研究生教育,甚至研究生规模超过本科生规模,才是学校水平高的表现。
他还指出,扭转扩张趋势面临强大现实利益的阻力,包括,如果缩小研究生招生规模,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就会进一步减少;如果控制研究生规模,有的学校的硕导、博导就要竞争上岗。再就是,有的高校还想进一步升格,增设硕士点、博士点。
“追求高水平和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永恒的目标,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体系结构已经比较完善之后,战略重点应当转移到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上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表示,研究生教育质量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没有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绝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国家创新能力。
别敦荣建议,加强研究生培养能力建设,要多管齐下,政府、高校、社会、导师和研究生各尽其责。政府做好研究生教育宏观管理,协调和落实研究生教育拨款与资助。高校树立质量是生命线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加强硬件设施条件建设,落实导师队伍建设计划,为导师和研究生提供优良的软硬条件,健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社会有关组织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与高校合作,建立多种形式和机制的协同教育模式。导师不断加强师德修养和学术修养,总结研究生培养的经验教训,改进指导方式,提高指导能力。研究生则专心务本,勤勉励志,全心投入课程学习、课题研究和其他学习活动,不断改进学习和研究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
熊丙奇认为,我国当前最紧迫的是借鉴国外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学校办学制度,切实实行管办评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现代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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