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哈尔滨,硕士环卫工郝文芳(左)正在接受队长的技术指导。
研究生当环卫工是不是浪费人才?研究生争编制是不是没了理想?争议声中,7名研究生走上街头,开始挥动扫帚。这个选择背后,是他们焦虑与动荡的青春。
要稳定,还是要理想?常人看来,他们选择了前者。但他们自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鱼和熊掌的悖论,固化的恰恰是世俗观念:谁说选择稳定和编制,就一定意味着放弃理想?
2012年10月8日晚,哈尔滨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这年冬季的第一场雪正在悄悄酝酿当中。
27岁的许鑫在床上辗转反侧。“去还是不去?”这个问题已在他脑中翻腾了无数遍。
两个星期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2012年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员工,有编制。
自此以后,他一直生活在忐忑当中。其实,他已经选定答案,但他知道,自己将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上来。
报名截止的最后时间里,他和同是研究生的妻子吴敏报了名。同样报名的,还有郝文芳、孙琦、于妍等其他27名研究生。
2013年1月,通过笔试、面试,许鑫、郝文芳、孙琦和于妍等人从7000多名报名者中冲出,被录用为环卫工。
1月9日,经过5天的集中培训,这些新人正式上岗。
“他们不理解,一个年轻人的焦虑”
许鑫不乐意将他的经历解读为,“大环境背景下的无奈却也是上乘之选”。尽管在此之前,他几度折戟,高学历者的顺畅求职经历,他“连门儿都没找着”。
许鑫,1985年出生,哈尔滨市人,普通工薪家庭出身。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无奈高考分数不够,最终与医学院校无缘。本科和研究生,他学的都是食品专业,当时的他觉得,“大多数同学都报了这个,又是研究生,找工作肯定没问题。”
2009年4月,他获得学位。当时,就业压力已经很大,他考虑过读博,但最终因“时间成本太大且无读书心力”放弃。
他开始找工作。投了数十份简历,包括哈尔滨本市的一些企业,但大多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他接到大连一家私人企业的录用通知。这家企业不大,但跟许鑫的专业还算对口,他决定试一下。
2009年9月,他和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吴敏一起去了大连。
两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饱尝“梦想被现实击碎”的滋味。
半年后,公司开始裁员,一百多号人的公司最后裁掉了30多个。许鑫被裁掉了。
他和吴敏回了哈尔滨。他说,那时他的心情很是焦虑。
后来,他进入哈尔滨一家食品加工厂,做食品研究技术员。3000元工资,在哈尔滨中等偏低。
许鑫说,食品安全问题这两年频频出现,食品企业要付出更多成本,才能通过越来越严格的检测,他所在的公司因此盈利甚少,有时甚至发不出工资。
2012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有两个月没发出工资。“工资发不下来的时候,没一点办法,只能等。”不安全感再次折磨着许鑫。
他结婚了,马上要到而立之年,巨大的压力开始袭来。
他的父母,都是国企退休员工,似乎不太能理解儿子的心情和处境。
“从计划经济顺顺当当走过来,一直是(体制内)受保护的那一分子,怎么能理解市场经济大潮下年轻人的焦虑?”许鑫说。
焦虑与动荡,把她们挤向体制内
许鑫愁得睡不着觉的时候,郝文芳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
1983年出生的郝文芳也是哈尔滨人。她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哈尔滨一家私企上班。虽然跟专业勉强对口,但她的焦虑和压力丝毫不比许鑫小——小型私人企业,不仅没有五险一金,还随时可能被炒鱿鱼。郝文芳说,她快30岁了,依然没有时间和精力找男朋友。
她曾两次参加过国家公务员考试,但都没成功。
为什么“屡败屡战”?郝文芳说,她个性比较安静,更适合政府机关的工作。她坦承,“公务员没有太大竞争风险,一旦录用,等于进了保险箱。”
同是80后的孙琦,研究生学的是哲学。毕业后,她换过多份工作,但都不长久。
孙琦说,让她尤其觉得“没有保障”的是,这些单位签的都是临时合同,有的连合同都不签,“因为没有保险,有两次生大病住院,都没有地方给报销,钱都是自己花的。”
她也曾多次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都失败了。现在,她结婚了,她说她最向往的,是找一份有编制的稳定工作。
与许鑫、郝文芳和孙琦不同,今年才研究生毕业的于妍,并没有经历过社会大潮的刷洗淘练。
2013年1月10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于妍拖着扫把簸箕清扫路面。这条长不过200米的路面,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她来来回回走了几十遍。
这个在学校学生会担任干部的女孩,自认为是一个挺有想法的人。她会一边干活一边思考,“这家卖红肠的店的招牌为什么要用这种字体和颜色,那个是政府单位,为什么牌匾要那样放置,顺序有什么讲究……”她觉得,这些都是学问。
其实,报考环卫工,并非她最初的选择。
于妍1986年出生,学的也是食品学。她说,她很想学有所用,最想去的城市是杭州,曾给杭州娃哈哈、青岛啤酒等企业投过简历。
但这些简历都石沉大海。临近毕业,于妍急了。
更大的诱惑:三年后转管理岗
许鑫、于妍等人一起陷入焦虑时,哈尔滨市城管局的招聘公告引起他们的注意。
公告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30岁以下。招聘计划显示,457个职位中,包括307名汽车驾驶员、30名汽车维修员和120名清洁员。公告称:对新进人员均按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管理,使用事业编制。
虽有编制,但于妍说,她决定报考时,曾遭到亲戚的强烈反对。“他们无法接受,家族里学历最高的人去做他们也可以做的事。我跟他们说,我爸常年在外打工,我妈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这么大了,需要承担责任了。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企业录用,我为什么不能从稳定方面考虑?”
据了解,这次招聘,有超过10000人报名,缴费成功的有7186人,其中大专学历占58.49%,有4203人,本科学历2954人,占41.11%。还有29名硕士报名,许鑫、郝文芳、孙琦和于妍均在其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用人单位利用“事业编制”吸引年轻人,“导向有问题”。
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副主任王勇承认,“不否认他们来是为了这个编制,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编制的吸引力也是说得过去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项工作不可能失业。”
他还透露,“我们要求招聘人员在一线工作岗位工作3年以上,如果连续3年年度考核优秀,而且单位需要,可以转为管理岗位,形成良性循环。”夏学銮认为,这是更大的诱惑。
另外,这次招聘还有22名研究生落选,网友调侃称“研究生扫大街都没人要了”。对此,王勇说,说到底还是要招最合适的人才,“笔试总分是200分,50分的内容是关于社会学、公民道德等方面的,这部分知识可以通过看相关书籍去获得,但剩余的150分内容庞杂,非常细节,要具备相当多清扫员知识。”
“谁说环卫工不能是高学历?”
众多高学历者对编制趋之若鹜,夏学銮认为是一种倒退。
“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求稳心态,值得反思。失去创新冒险精神、失去闯劲,与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存在的‘从体制内走出来’相比,背道而驰。”
要理想,还是要编制?这似乎是一个鱼与熊掌的悖论。
许鑫承认,刚开始,他也“过不了自己的坎,怕别人觉得,父母花十多万培养个研究生,结果还是去扫大街的。”他说,现在这种想法没有了,相比在企业里的同学,他可能工资低点,但也算是“学有所用”。
“食品卫生与环卫有关系,因为城市垃圾中包括食品垃圾,对食品垃圾的处理我有专长。”许鑫认为,世俗的观念太固化,“时代是向前发展的。”
于妍也认为,选择了稳定和编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了理想,“我觉得每个行业都可以成就理想。稳定只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还是有可能实现理想的。”
王勇对网上“大学生、研究生来当环卫工是人才的浪费”的观点颇为恼火。
“谁说环卫工人就不能是高学历?这是一种偏见。哈尔滨这几年在市容环境卫生方面投入巨大,陆续购进了各种干扫车、湿扫车、吸扫车、小型充电清扫车等清扫机械,但你上街去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卫工人,是不是大部分都年龄偏大、作业能力弱?各行各业都在发展,环卫是城市里很重要的事业,为什么不能有高学历人才?”
他说,自己现在最担心的是,舆论的过多关注会让这些大学生心里打鼓,能不能坚持是一个问题。他称,“不排除将他们一线在岗的时间从3年缩短为1年的可能。”
而一些细节,也显示出城管局对这些高学历环卫工的“另眼相待”。
1月10日,许鑫正式上班第2天,哈尔滨地面温度零下33℃。他在一群老环卫工人中很显眼,不仅因为他一米八二的个子,还因为他的工作服与众不同。
老环卫工的工作服是荧光色的,许鑫的工作服是蓝色的,材质也不一样,更加厚实防寒,帽子下还有厚厚的海绵。环卫工老彭认为,这是“政府对这批新人的特别照顾”。
而且,新人们还不需要五六点就要扫街。他们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早上8点到中午11点30分,下午1点30分到5点。
前辈们对许鑫也颇为照顾,打扫时,他只需把地面上的烟头扫进簸箕就行了,其余垃圾,比如白菜叶子、塑料袋等,因为被冰块冻住不需要他清理——一会会有扛着铁锹等专用工具的老环卫工来帮忙。
打扫间隙,许鑫最常干的事儿就是“看风景”——戴着耳机看一旁飞驰而过的火车,以及,研究路面上哪台小汽车他几年后买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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