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宁：中国留学，由精英选拔至大众行使（6.2)

中国的留学生不断由精英的选拔变成为一个大众权利行使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实际上这也是100多年前容闳真正想在中国达到的梦想。

钱宁，《留学美国》的作者，曾在美国留学生活多年。

早报：中国几代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您能否对每一代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过程做一评论？

钱宁：幼童留学基本是对容闳思想的一种承接，强调追求“科学救亡”，它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庚子赔款时，中国留学生开始关注西方的思潮与文化观念，在他们中出现了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他们使中国的文化与科技走进一个能够与现代对话的状态，使中国进入到世界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平台。

留苏时期，中国留学生将视野从西方转至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苏学生是当时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培养的一批科学文化建设人才，他们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带来了一些最初的思考。也正是他们，通过苏联经验开始对社会主义道路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相较于其他几代留学生，改革开放后出去的那一代留学生有特别的背景：首先，当时中国处于与外部世界隔膜之中已有了40多年，被迫切断了与西方的一切的交流和联系，其次，当时的意识形态在他们心中筑起了与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强大障碍。他们的留学经历是一场双重震撼：文化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他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存在，看到了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同时，那种以为自己生活着的社会制度是最完善最合理的想法遭受了冲击。

早报：你怎么评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在留学事业上做出的重大决定。

钱宁：近20年来，中国政府在留学事业中做出的努力，其影响之深远，是怎样估价也不会过分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当年所表现出的远见令人钦佩。他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没有下一代人才根本不可想象。他做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依然具备相当勇气的决定。他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派遣学生，当时的国家教委陆续与西方各国政府达成了交换留学生的协议。

决定有一个相当大的风险是：即这些公费出去的留学生有可能不回来。我觉得，当时的领导人是意识到这种风险的，但他们表现出了长远的眼光与自信。他们相信，中国人民的子弟无论身在何方，都将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建设过程中。很快，我们看到了这个政策对中国的深远影响。现在，无论身在何方，中国留学生都在为中国的强盛做出贡献。

早报：这个时代留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钱宁：留学不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与选择。除了公费学生与政府之间有一个承诺外，留学很大程度上已是个人理想的选择。真正的突破发生在1990年代初。21世纪时，政策被以立法形式巩固下来。中国的富强之后，年轻一代人有更多的自由与权利。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中国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个越来越自由的时代。

早报：从1872年中国派出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始，中国的留学行为一直在持续，到现在基本是一个频繁的局面。在此背后，是否存有一个深层的动力？

钱宁：百年来，中国人被一个强国梦缠绕。梦虽几经破碎，却未曾更改。为了这个梦，一个民族不惜变法、造反、革命、内战，尝试了几乎一切可以尝试的手段，为了这个梦，一代代人甘愿赴难、流血、捐躯，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

中国的几代留学生，都是在中国从贫弱寻求强盛的梦想激励下开始留学，是在向西方寻求强国的经验。事实上，这不是简单意义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的过程。回顾中国100多年的历史，确实是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当然，这个特征在1980年代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早报：1980年代以后，留学生的留洋目的似乎正逐渐向个人理想转变，而不是过去那种以科学或学术救国为指导的想法。

钱宁：据中国政府估计，自1978年以来，学成归国的海外留学生有7万多人，约占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20万人的1/3。留美学生的回归率，大大低于这个比率。美国专家的估算，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回归率仅为5%到10%。

常有人议论，现在的留学生与前几代相比，缺少理想色彩和献身精神。的确，传统的爱国主义对现代留学生已经失去感召力。这主要因为大多数留学生在思想上已经接受西方个人自由主义观念，认为个人选择的权利高于一切，而国家利益并不是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充足理由。多数人宁愿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爱国。因此，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而留”的现象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不是一种“精神”或“教育”能够扭转的趋势。

不过，我们不用对此表示悲哀。在现在这个地球正日益变小的时代，很难说中国从原来的意义上“失去”了一代精英。事实上，这一大批留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仍在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着日后中华民族的振兴。

早报：是不是可以说，所有被派遣出去的留学生，基本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

钱宁：说到这个，不能不提一个事情。1980年代初，尽管有关派遣留学生的消息越来越多出现在媒体上，但出国留学仍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名牌大学高材生的事情。将社会和人心真正搅动起来的是之后自费留学的开放。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7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同时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当时中国政府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所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自费留学的开放，将国门向所有人打开了。无数中国青年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想，对于最初的几代留学生来说，他们肯定是精英，一个国家只有那么几个人，都经过严格的选拔过程。而现在，当留学不是一个国家行为而是生活选择的时候，你很难去对留学的人做出判断，他们都是精英或者都不是精英。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关于精英的概念可能要往上升好几个难度。

早报：与过去留学生相比，现在的留学生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似乎已经无法起到过去那么强烈和集中的作用，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可能在中国实现的一个历史地位。

钱宁：现在的留学生，在各个领域中依然保持着与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他们还是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留学生回国一定不能自视太高。现在，很多的人都可能有留学经验。其次，现代化的发展使中国与国外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小，大家受到教育的差别也在缩小，所以当从国外回来后还是应该抱着重新开始的心态。

早报：很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对历代留学者的态度，也在经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程。

钱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谈印象最深的两点。首先，从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关于留学生的政策几经风雨，但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保持了罕见的稳定性和坚定性。这是让我很吃惊的事情。由此可见，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投入很多，并且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

其次，中国的留学生不断由精英的选拔变成为一个大众权利行使的过程，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实际上也是100多年前容闳真正想在中国达到的梦想。当然，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是与中国后来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以及民主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作者：杨琳桦)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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