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十三五”期间的社会保障问题,上周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之际,还是中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临近之时,经济增长降速、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均迫使经济转型加速,以创新红利破解改革难题。笔者认为,改变低效投资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需要增加和提高就业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提高居民有效需求以拉动经济。
三大社会问题的挑战
我国目前面临着三大社会问题的挑战:
(1)我国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年满54岁的城镇男女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为60%,2014年中国城镇平均寿命达到78岁,城镇企业职工平均退休年龄却提前到54岁,加之劳动人口数量减少等因素,职工养老保险收入增长率下降、支出增长率上升,当年资金缺口加大,收支不平衡省份不断增加。
(2)社会保障高费税率却难保持续性。五险费率高达企业工资总额的40%以上,但征缴率不足70%,社会保险资金在流失。部分失业保险金和低保金常年发给有工作能力甚至有工作的人;冒领亡人养老金的事件时有发生,流失资金高达数百万元;重复参保、套取医保基金和过度治疗大处方比比皆是,医药费用是医生劳务的6~7倍,医务人员严重流失,千人医务人员比下降。
(3)老龄人口消费不足。数据还显示,从0岁到90岁人群的消费分布不均衡,15岁左右人群消费额高于平均水平20%,33岁左右人群的消费高出40%,35~65岁人群消费额很低,70岁以后消费额一路下降,到85岁时比平均额低78%,仅为2000多元;可见,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导致教育附加费用上升、首住房保障不足导致婚房占用父母和祖父母的资金,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低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加大但消费能力每况愈下。
其实,导致这些问题的源头在于现行公共政策的逆导向,如养老金增长高于工资增长、鼓励提前退休、低保加廉租房比就业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空导致青年逃费和中年早退、医院补偿不足导致医生开药挣钱拉高药价和占比,等等。可见,转变发展观和体制创新是重中之重。
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五大策略
面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在体制改革与创新上应注重五大策略:
(1)树立人均GDP福利相关性的发展目标。
GDP是经济指标,不是发展目标,中国在深度老龄社会临近时保持GDP增速6%左右,在深度老龄社会里保持5%,已经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忽略成本和分配的GDP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提高了产出成本、降低了国民的幸福指数。
根据人均GDP福利相关指数的要求,在“十三五”期间,在第一次分配中劳动工资的GDP占比应达到50%,抑制盲目夸大GDP,适度减少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建立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机制;在第二次分配中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预算,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的发展规模应严格受到预算约束,由此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应按照小康社会人均标准的不足部分,引入社会资源,大力发展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时间银行,全面提高国民平均收入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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